日本的戰略要務

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了自1945年日本自衞隊成立以來最具野心的軍力擴張計劃。日本國防開支將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兩倍於1976年以來1%的水平。未來幾年，日本將用於自保的所有外交、經濟、技術和軍事手段，全部羅列在一項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將獲得它此前曾放棄配置的遠程導彈，並將與美國合作，強化中國「第一島鏈」周邊的沿海防禦。上月，在岸田對其他幾個G7國家進行外交訪問後，他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承諾強化防禦合作。中國對台灣態度日益強硬，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醒新一代軍事侵略是什麼樣子，這些因素促成了日本的改變。

當然，某些日本鄰國擔憂它將恢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姿態。因為岸田的前任安倍晉三將憲法對自衞的解釋，擴大至包括與日本盟國的集體任務，他引發了地區內部和日本社會某些階層的憂慮。

但如果說明全部背景，就可以減少這樣的杞人憂天。二戰後，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名譽掃地，絕不僅因為美國所強加的憲法，限制了日本軍隊的自衞作用。冷戰期間，日本的安全取決於與美國合作。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時，兩國某些分析人士都將從1952年開始生效的雙邊安全條約，視為冷戰遺存，並成立了一個日本委員會，以研究廢除該條約的可能性，如取而代之以依賴聯合國來保衞其安全。

但冷戰結束並不意味日本所身處的地區不再危險。其鄰國是北韓變幻莫測的獨裁政權，該政權一直向核及導彈技術投資國內微薄的經濟資源。

更嚴重、更長期的擔憂是中國崛起，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一直對日本控制東海的尖閣列島表示異議。在北方，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主張並控制1945年前曾屬於日本的領土。而在經濟方面，日本仍依賴通過南海等爭議地區所進口的商品。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風險來源，因為，與1945年後的歐洲不同，東亞從未從競爭對手間充分和解或建立強勢區域機構中獲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有4種選項確保其自身安全，其中只有一種有成功的可能。修改和平主義憲法，並全面重新武裝為核國家缺乏國內支持，而且代價既昂貴又危險。與此同時，尋求中立和依賴聯合國憲章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而與中國結盟將使後者過度影響日本政策。最後，日本可以維持其與遙遠超級大國的聯盟。

上述聯盟相比其他選項，其安全性及成本效益都要高得多。但自從特朗普於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選舉，某些日本人擔心美國會轉向孤立主義。即使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當時我還在冷戰結束時參與重新談判美日聯盟條款，日本的高級官員也會問我，隨着中國變得日漸強大，美國是否有一天會放棄日本。當時，許多美國人仍將日本視為經濟威脅，而許多日本人還接受以聯合國為核心以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

克林頓政府1995年的「東亞戰略報告」改變了那樣的局面，該報告邀請中國更多參與國際事務，但同時也通過強化與日本結盟避免不確定性。1996年，「克林頓-橋本東京宣言」明確指出，美日安全同盟是後冷戰時期東亞的穩定基礎。儘管如此，關於美國保證的可靠性仍然存在疑問，從而導致美日安全專家爭論不休，而恰巧是上述爭論細化了美國「延伸威懾」的原則內容。

最佳安全保障是駐日美軍，而駐日美軍的存在離不開東道國日本的慷慨支持。岸田和拜登1月宣布的全新舉措，旨在強化這一保障，同時在特朗普或特朗普式人物重返白宮時提供再保險。重要的是，上述舉措並未導致日本鄰國有理由擔心日本會重新發動侵略。事實上，加強美日同盟是確保日本永不發動侵略的最佳方式。

過去20年來，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我曾發表兩黨報告，探討如何加強美日同盟。就像其中一份報告所解釋的那樣，「隨着整個亞太地區的動態變化，日本很可能永遠不會再有同樣的機會，協助引導地區命運。在選擇領導層時，日本可以確保自身的一級國家地位，以及其作為聯盟平等夥伴的必要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岸田近期所採取的行動，可以被視為向正確方向邁出的恰當一步。在建立更平等夥伴關係，並與其他國家合作確保共同安全領域，仍可發揮巨大作用。這樣做對美國、日本和世界其他國家都非常有益。最新進展對美日同盟和東亞穩定的未來，提供了樂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