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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 | 2022-04-08 18:33

Project-Syndicate 德隆(J. Bradford DeLong)

美國宏觀經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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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多憂心當前美國通脹率上升的人,或許有不同看法,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應當得到眾人的鮮花和掌聲,而這一切都源於該機構過去兩年所取得的成就。

在2020年的這個時候,新冠疫情將就業率大幅拉低了14%,大部分經濟行業都被迫關停。儘管就業率在經濟逐步重開時有所反彈,但仍比疫情前水平低7%。

要恢復剩餘這7%從來都不容易,因為它需要對勞動力進行重新分工。在十年前那場令人失望、衰弱且不盡如人意的大衰退復甦期間,重整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進度也只能每年增加約1.3%的就業率。由於在此期間需求疲軟且增長非常緩慢,因此也難以確認哪些商業模式有利可圖,以及哪些地方真正需要勞動力。

而這一次的重整速度則快得多。就業率在短短一年時間內上升了5%,因為聯儲局和拜登政府沒有像其前任在2010年代初那樣,過早地把腳從油門上移開。他們應當把當前的經濟狀況視為一個重大政策勝利——也許是我能在美國看到的最大勝利。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和他的同事們都應該為此感到自豪。

較高的通脹——作為強勁復甦的副作用和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因此也並不值得抱怨。當你猛踩油門全速進入高速公路的車流時,在路面留下一些胎痕自然在所難免。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債券市場似乎認為這一波通脹會過去,物價會在中期內恢復穩定。市場目前則預計通脹率將在未來5至10年內維持在年均2.2%的水平。

市場並不永遠是對的,但我相信它在這個事件上的判斷;而債券市場之所以可以被信任,不是因為它是個優秀的預測者(它從來不是),是因為它會告知我們預期如何走向。如果美國當前的通脹沒有迅速消失,那就是因為人們並未預期它會這樣。可幸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加農(Joseph E. Gagnon)所指出的那樣,那些能憑自身預期左右形勢走向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債券市場的下注者。

從更宏大的歷史視角來看,二十世紀期間美國曾出現6次通脹超過5%的狀況。一次是在一戰期間,由於聯儲局提高利率(從3.75厘升至7厘,這後來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認定為過度了),致使通脹演變成了嚴重的通縮和深度而短暫的衰退。

另一次是在二戰期間,但被物價管控措施平抑了。接下來的兩次分別發生在二戰和南北韓戰爭之後,但被證明是短期性的,在沒有實施實質性貨幣緊縮的情況下就很快消失了。剩下兩次是在1970年代,其中最後那次最終被時任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大規模加息後爆發的嚴重經濟衰退所掩蓋了。

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但每個對當前通脹潛在走向發表觀點的人,其實都是從隨自己心意選擇的歷史參照(而非理論)中尋找論據。一些人,正如我才思敏捷的前導師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那樣,認為1970年代是最好的參照。雖然這可能被證明是對的,但他們的論據其實相當薄弱。1974年的通脹飆升是在之前的通脹陣痛後發生,這些陣痛改變了人們的預期。1973年時人們已經開始預期,在不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通脹會大概保持在前一年的水平——甚至可能再高一點。相比之下,我目前並未看到任何顯示美國通脹預期已經失衡的證據。

此外,美國的就業人數仍比疫情前的發展趨勢低出大概730萬。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也是我另一位才思敏捷的前導師)和多馬什(Alex Domash),將其中270萬歸因於人口老化和移民限制等結構性因素。上述兩個數字相減後仍有460萬已經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不過這些人可能會在足夠強勁的經濟誘惑下回歸。這個潛在的勞動力儲備池,降低了我對僱主試圖聘用更多工人時可能出現螺旋式工資通脹的憂慮。

除了螺旋式工資通脹,另外兩個通常被指引發非短期性通脹的罪魁禍首是,供應鏈瓶頸和自我實現的預期,而這三者中唯一潛在的嚴重風險就是,我們可能無法解決一些關鍵供應鏈中斷問題。

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壞消息。當前的俄烏戰爭致使石油和穀物價格節節攀升,就像1970年代初那樣致使供應鏈風險愈發嚴重。感謝俄羅斯總統普京,1970年代可能終究會是一個正確的參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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