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中的悲觀

今天，人類總體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富裕。然而，從流行病短期挑戰到全球變暖的生存威脅，人們普遍認為事情正在嚴重惡化。新年伊始是充滿希望的時刻，但是否悲觀才是更合適的預設模式？

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考慮當前的狀況。在農業發明後的最初一萬年間，無論你怎麼定義「烏托邦」，人類都沒有任何實現的機會。然後，在我們父母和祖父母的有生之年，人們看到了接近這一理想的希望。但我們卻一再錯失了它。我已故的朋友辛格（Max Singer）曾經說過，在我們弄清楚財富分配的政治之前，一個真正的「人類世界」是遙不可及的。

直至幾代人之前，人類還在遵循馬爾薩斯（Malthusian）的節奏。技術進步緩慢，死亡率極高，因此人口規模就是一切。世界上有近三分之一的老婦沒有幸存的兒子和孫子，因此沒有社會權力，故在生育年齡要生育更多孩子的壓力是巨大的。由此產生的人口增長（在農地規模沒有相應增長的情況下），抵消源自生產力的收益和更好的技術帶來的收入，令典型的生活水平保持低企及停滯。

馬爾薩斯社會實現相對幸福的最佳方法是，培養一種推遲結婚的習俗，從而降低出生率。面對不可持續的人口增長問題，這種做法屬於社會而非生物解決方案（以營養不良的形式）。同時，精英們獲得幸福的最佳途徑是，建立一個從農民和工匠身上榨取財富的順暢過程。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人類已經通過了社會科學家所說的人口轉變：由於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出生率和死亡率從高變低。馬爾薩斯的人口壓力不再讓我們貧窮。我們的生產力大大超過了所有的祖先，並且還在不斷增長。在今後兩代人的時間中，我們的技術力量的提高，將相當於從5萬年前走出非洲的大遷徙至1870年的提高幅度。

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已經有足夠的財富確保沒有人沒飽飯吃，沒房子居住，或動輒受到諸多過去曾讓大部分人短命的健康威脅。資訊和娛樂十分充裕，沒有人會感到無聊。資源足夠充裕，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或追求他的使命。誠然，永遠不會有足夠的聲望滿足每一個人；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滿足於人人擁有基本尊嚴，那麼就沒有任何重大的理由認為，我們的社會無法讓所有人都擁有尊嚴。

那麼，為什麼事情好像愈變愈糟呢？首先，世界未能建立能夠管理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的治理機構。上一代人本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應對這一挑戰。現在，避免災難並適應已經發生的變化將需要遠高於從前的前置成本。這麼做又是為了什麼？僅僅是為了將化石燃料強盜大亨的財富再受保護幾年？

其次，世界史無前例的財富被荒謬地、令人震驚地、有罪地不當分配。最底層的十億人可能擁有智能手機和一些醫療保健服務，但在許多方面，他們並不比我們前工業化的馬爾薩斯祖先好多少。自美國總統杜魯門明智地將全球經濟發展列入全球北方的議程，已經過去了75年。他應該會很高興看到全球南方現在比1945年富裕很多了，但富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比例差距，一如既往將令他失望透頂。

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顯然也無法合理分配現代後工業經濟所創造的巨大財富。過去4年已經揭穿了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謊言，即一個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將釋放出巨大的企業家能量，讓所有人一榮俱榮。然而，賦予所有人福祉、效用和尊嚴的政策一直受到阻撓。

一個主要障礙是有人認為社會中不富裕的人不應該得到更多，而應該得到更少。這種觀點長期以來一直針對美國西班牙裔和非裔、印度穆斯林、英國土耳其人，及所有曾與血腥民族主義發生衝突的人。許多人現在認為，啟蒙運動的人人平等願景是錯誤的，應該替換為亞里斯多德的原則，即平等對待不平等的人不是公正。

另一個障礙是經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技術、資本和勞動力最終會發揮互補作用，因為每台機器和資訊處理任務仍然需要有人監督。但我們的資訊處理技術已經超越了我們的教育系統，和諧互補的希望已成為白日夢。

氣候變化、民族主義和與新技術相關的挑戰，只是人類在疫情後幾十年將面臨的重大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小羅斯福引用了箴言29:18：「沒有遠見，人民就會滅亡……」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這種遠見出現之前，前路將一直一片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