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後的綠色商業

全球氣候議程的下一步是什麼？今年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當然沒有失敗，但也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雖然世界各國領導人就目標達成了有前景的新協定，但迄今為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並沒有如願減少。雖然一些國家強調了對氣候的承諾，但卻缺乏實現這些承諾的具體措施，這實在令人擔憂。巨大的政策差距擺在我們面前。

氣候科學清楚表明，未來的繁榮和公平將取決於一個方向：朝着對自然有利的零碳全球經濟發展。這一點可以用很多事實佐證，例如今年的極端天氣事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中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前瞻性資訊。世界生物多樣性和大自然面臨着巨大威脅。為了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們必須在2030年前大幅減少碳排放。

許多政策制定者遲遲不肯行動，擔心氣候有關行動將給企業帶來負擔。然而，許多頂尖商界領袖正逐漸把更可持續發展意識貫徹到企業經營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不再否認或猶豫，而是接受了氣候科學的發現。可以發現這種趨勢愈來愈明顯，今年有很多大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都出席了在格拉斯哥的會議。

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之前，我們採訪了20多家德國頂尖企業（包括巴斯夫、戴姆勒、德意志銀行、德國電訊、漢莎航空和西門子）的商業領袖，並研究了他們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0位德國行政總裁中有9位認為，在未來5年內可持續性至少與數碼化一樣重要。

這不僅是一句簡單的話，而是代表了一個驚人的變化。平均而言，參與研究的企業目標是最早在2035年實現氣候中和，不僅在其工廠所在地，而且要在其全球價值鏈範圍內實現氣候中和。德國企業領袖並沒有天真地認為這件事很容易；他們中大多數人承認，自己的行動距離期望還有差距。儘管如此，可持續發展顯然已經取代了新冠疫情，成為了這些總裁議程中的首要議題。

我們的調查顯示，在德國企業中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現在，企業認為強而有力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維持其「經營許可」的必要條件。更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着一些商業機會。更多的行政總裁正在承擔起個人責任，建立新的企業治理機制，並將可持續發展目標貫徹到執行董事會的薪酬中。

在更廣泛的氣候挑戰背景下，德國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研究案例。德國依靠其高度工業化的經濟，希望成為去碳化的先鋒，同時也想保持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從一名普通的德國行政總裁的角度來看，阻礙發展的原因不是缺乏綠色技術或關鍵利益相關者的支持，而是居高不下的前期成本。對於60%的受訪者來說，可持續發展和盈利能力仍然相互矛盾。儘管如此，許多現有的可持續發展項目已經得到了回報，而且隨着可持續產品銷售量的增加，成本將繼續下降。

想要改變企業的運作模式需要採取3種行動。首先，他們迫切需要停止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破壞，減少對地球和社會的消極足跡。第二，他們需要通過系統的目的導向（而不是單純的利潤驅動）型商業戰略，以增加積極「手印」從而建立韌性，並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

第三，他們需要創造一個「心印」，贏得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所作為，我們作為消費者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作為選民可以支持大膽的政策，作為科學家可以創造新的知識，作為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有意義的鼓勵手段和框架。

我們調查的德國企業為可持續的企業行動提供了良好的典範。其中一些企業在產品開發中使用「綠色數碼雙胞胎」，甚至在產品製造前就對產品的氣候影響進行量化。其他企業則報告了他們的「產品碳足跡」，為供應商和客戶提供有關排放的透明度，並讓他們在挑選產品時能夠作出知情選擇。許多企業進行跨行業合作，經營和資助可持續項目。一些大型德國企業正在將員工培訓為「可持續發展大使」，他們將向其他人展示如何制定相似戰略。

這種模式需要迅速傳播，因為向一個更安全、更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過渡的進程並不順利。全球經濟仍然受到錯位鼓勵機制的控制，導致污染和破壞氣候和生物圈的行為有利可圖。我們迫切需要與氣候科學一致的政策，為企業提供一個新的框架。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沒有提供這一框架——而且可能永遠不會提供。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可以從2022年在德國舉行的G7峰會開始。歐盟本可以在格拉斯哥加入簽署中美聲明，甚至形成一個基於科學的「氣候三國集團」。

但我們也需要更多的企業主動設定基於科學的目標。這不僅有利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有利保護其他有限的資源，尤其是水、生物多樣性、食物和土壤。

未來挑戰艱巨，但機會多多。我們目前正處於加速階段，才剛剛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全球升溫攝氏1.5度所需要的碳預算將最多持續（按目前的排放率），至這一個十年末。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在所有行業和所有層面上減少排放。

正如研究顯示，商業領袖正在向科學看齊，並表現出改造其業務的意願。現在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是否會提供必要的框架，以確保每一個人擁有一個安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