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一場政變企圖

—場旨在取代或至少大大削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的行動，正在醞釀之中。這位2019年上任的總裁出色地應對了新冠疫情，迅速撥付資金使各國得以維持運轉和處理衞生危機，成功倡議發行了對中低收入國家復甦至關重要的65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特別提款權），此外還讓基金組織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人類存續危機方面扮演了全球領導角色。

上述所有這些行動都應當為格奧爾基耶娃贏得掌聲。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又是誰在背後詆毀和排擠她呢？

整個事件源於世界銀行委託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WilmerHale）撰寫的一份、圍繞世界銀行年度營商環境指數的調查報告——該指數根據在各國開設和經營商業公司的難易程度進行排名，而報告中則出現了對中國、沙地阿拉伯和亞塞拜疆圍繞2018年和2020年指數有不當行為的指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暗示」。

格奧爾基耶娃因2018年的指數而受到抨擊，中國在這一年的指數中排名第78，與前一年相同。但有人放風指這個排名本應更低，只是世行當時正四處尋求增資，於是將其作為交易的一部分，故意不作改動以換取中國支援，而格奧爾基耶娃時任世界銀行行政總裁。

這一事件的一個積極結果或許是指數的停止發布。當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而「營商環境報告」則由國際金融公司這個獨立部門發布的時候，我就認為這是一個差劣的產品。那些企業稅較低而勞動法規較為薄弱的國家，經常能獲得較高的評級。排名總是不甚穩定，一點資料上的微小變化就能對其產生潛在巨大影響。當某些看似魯莽的決定致使各國排名下滑時，又總會無可避免地得罪了它們。

在閱讀了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報告，並與相關關鍵人物直接交談了解整個過程後，我認為這項調查似乎是一次惡毒的攻擊。由始至終格奧爾基耶娃都在以一種完全專業的方式行事，她所做的正是我會做的事情（當我任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不得不這樣做）：縱使資料有其內在的局限性，但必須要敦促下屬人員確保他們的數字是正確的，或者盡可能準確。

2018年直接向格奧爾基耶娃滙報工作的「營商環境報告」部門負責人德瓦拉傑（Shanta Devarajan）堅稱，他從未受到任何壓力要改變資料或結果。世行的工作人員完全遵照格奧爾基耶娃的指示行事，並重新核對了數字，最終做了一些引發排名上調的微小改動。

而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報告本身則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奇怪。它給人的印象是存在一個交換條件：世界銀行想要籌集資金，並願意以提升營商排名作為代價。但中國其實是最熱衷於推動增資的國家，而拖後腿的則是總統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如果目標是確保增資，那麼最好的辦法應該是調低中國的排名。

該報告也沒有解釋為何未能呈現那個對格奧爾基耶娃的指示有第一手了解的人——也就是德瓦拉傑——的完整證詞。德瓦拉傑說：「我花了幾個小時向世界銀行的律師講述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們只呈現了我所說的一半內容。」相反，報告主要是基於各種含沙射影的論調撰寫。

而真正的醜聞其實是這份報告本身，包括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是如何毫髮無損地逃脫指摘。報告中提到了另一個事件（在2020年營商環境指數中提升沙地的排名），但卻得出了世行領導層與事件毫無關係的結論。但就在沙地安全官員謀殺和肢解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一年後，馬爾帕斯親赴沙地並借用「營商環境報告」的資料以吹捧其改革成果。

由此看來，誰付了錢，誰就能發號施令。可幸調查記者們已經揭發了好些更為惡劣的行徑，包括馬爾帕斯明目張膽地試圖修改「營商環境報告」撰寫方法，以壓低中國排名的行為。

如果威凱平和而德報告根本就是一場惡毒攻擊，那麼其動機是什麼呢？不出所料，有些人對基金組織在格奧爾基耶娃領導下所採取的方向感到不滿。一些人認為它應該堅守本職，不去關心氣候變化。一些人不喜歡這種進步式的轉變：不強調緊縮政策，更多着眼於脫貧和發展，並更多地認識市場的局限性。

讓許多金融市場參與者感到不滿的是，基金組織似乎並未像一個催債人那樣採取有力行動——這也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滿情緒》（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對該組織的批評的中心部分。在2005年啟動的阿根廷債務重組中，基金組織清晰地表明該國能夠支付的限度，也就是說多少債務是可持續的。當時許多私人債權人希望該國支付超出其可持續承受範圍的金額，而這一簡單的行為則改變了整場討價還價的框架。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間也存在長期的機構競爭，如今關於究竟該讓誰管理一個提議設立的新基金，將新發行的特別提款權從發達經濟體「回收」到較貧窮國家的爭論，又加劇了這個競爭。

我們可以把美國政治中的孤立主義傾向加進去（這在由特朗普任命的馬爾帕斯身上展露無遺），加上希望為本已面臨其他諸多挑戰的拜登政府再增添一個難題，以侵蝕其管治根基。接着還有常規的人際衝突。

但在疫情及其經濟後果致使許多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之時，政治陰謀和官僚鬥爭都是我們這個世界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而世界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格奧爾基耶娃牢牢執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