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美國百年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是支持生產力並創造高薪優質職位的共用系統。在美國共和國早期，伊利運河（Erie Canal）連接了哈德遜河（Hudson River）和五大湖（Great Lakes），為貿易和移民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十九世紀後期，鐵路改造了美國。參議員克萊（Henry Clay）呼籲聯邦政府主動設置此類建設「美國系統」的基礎設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州際公路系統的建設延續了這一努力。

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一套基礎設施投資，以可用技術為基礎，以帶動生產率增長和就業創造。因此，在美國總統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中，承諾加大對科學的資助是正確的。

而拜登的共和黨對手不同意。在他們看來，美國只需要更新一些二戰後的有形基礎設施，例如最常見的「道路和橋樑」。當然，美國確實需要修復所有老化的橋樑，並確保美國人能夠安全、以合理的速度行動。自1950年以來，美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毫無疑問，基礎設施的這一方面需要跟上步伐。

但是美國二戰後的繁榮，不僅建立在良好的道路和橋樑上；它利用了更廣泛的推動力增進共用的科學知識，並使其在私人範疇有效地發揮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後的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對科學進行了大量投資，因為它擔心納粹德國和蘇聯也在這樣做，這是正確的。為了支持這一努力，兩黨達成共識，聯邦政府應該在數學、工程、物理、化學和生物等所有領域加大投資。

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在公共科學投資上的支出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2%，回報驚人。如今每一個科技巨頭都是站在聯邦研發投資（R&D）的肩膀上發展起來的。在健康方面的榮譽事蹟可以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抗生素的大規模生產開始記載，延伸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和今天的2019年冠狀病毒病疫苗。

這些對科學的投資不僅改變了我們解決問題和拯救生命的方式，它也創造了無數好的工作職位。起源於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基因組部門現在聘用了大約27萬人，平均年薪為7萬美元。投資於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每一美元，都會產生超過8美元的額外私人投資，並產生3美元的股市價值，相當於使用研發技術公司的股價。

然而，自那以後，美國已經放棄了對基礎科學公共資助的承諾。聯邦科學支出已經下降至國內生產總值的0.6%，在世界上排名第12位。而中國正在加倍加大對科學的投資。中國目前在政府支持的科學上的支出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相對於各自的經濟規模來說，這一比例是美國的兩倍。

如果我們想創造就業機會、拯救生命、保持國際競爭力，我們則需要聯邦政府對科學的投資，就像我們需要政府為道路支付成本一樣。出於同樣的原因：沒有一家私人公司對構建基本面感興趣，因為這通常不是利潤所在。正如道路將一座私人建築與另一座建築連接起來一樣，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完全理解公共科學投資為社會創造的利益。

同樣，為民眾接種疫苗不僅有助個人獲得保護，它讓面對面交流再次變得安全，從而讓經濟得以重啟。2019年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實際上是在建設公共衞生基礎設施，這將重啟美國經濟。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資不符合任何一家公司的利益，但如果沒有這幾十年來的投資，如今我們不可能研發出疫苗。

拜登的美國就業計劃撥款1800億美元增加聯邦研發支出。它還承認了最近基於科學的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限制——投資帶來的經濟回報難以置信地集中在特定地理範圍內。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科技行業90%的新工作職位都只出現在5個沿海「超級明星」城市。

一個重建公共科學基礎設施的全面計劃，應該包括在美國各地創建新科技中心的重大投資。在我們的《啟動美國：突破性科學如何重振經濟增長和美國夢》（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中，提到了美國超過35個州的100多個城市，擁有成為下一代創新中心所需的優秀大學和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對於集中投資與佔主導地位的科技中心競爭，這些地方會做得更好，是可以在全國普及科學和良好就業的「跳躍起點」。拜登的計劃也包括撥款200億美元用於這些地方的關鍵投資。

此外，拜登計劃確認，美國企業稅基在過去幾十年間的廣泛侵蝕，意味這些公司的財富所有者，愈來愈多地獲得了因私人使用公共科學基礎設施創造的利潤。對企業加稅既為這種形式的基礎設施提供了一個公平的融資來源，又有助於確保投資的利益得到廣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