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齣電影說起

繼《焦點追擊》（Spotlight）後，《因真相之名》（Truth）亦剛上畫。論話題熱度，獲今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的《焦點追擊》無疑較多人談論，不少傳媒同行相斷談論觀後感，說它如何感動、如何激勵人心，尤其在現今懨悶的政治氛圍下，這齣電影確實令大家對未來還多存一點希望。

相比之下，《因真相之名》的結局沒那麼正能量，也沒有小金人像獎座的加持，關注度自然沒那麼高。不過，這兩齣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同樣引起傳媒人的共鳴。論人力物力財力，香港任何一家報社或電視台雖然難與兩齣電影中的比擬，但傳媒人面對的困境，很多時都是有着共通之處，像電影中的記者採訪時頻頻碰釘，追訪他人時常吃閉門羹、對方忽然掛斷電話……可說平常之極，這些全是採訪工作的的一部分，能否追尋到真相，記者憑的是鍥而不捨的努力。

同樣，錯失一些的重大新聞雖不能接受，卻是常有傳媒人常有的事。香港的傳媒人與電影中的記者一樣，例如開會討論神職人員被控涉及孌童案時，有人質疑爆料的律師嘩眾取寵；又或受害人人其貌不揚，令人質疑他說話和資料的真偽，最終錯失一些重要消息；又或因時間緊迫，資料未能多番求證而讓它見報，結果後悔莫及。這樣的故事，總會在每家報社發生。

上述的兩齣電影、兩個故事與兩種結局，令人看到的，還有前線記者跑新聞之餘，背後管理層的支持更為重要。看《焦點追擊》，新來的總編輯為偵查報道故事把關，期間得知當年曾有同事因為疏忽而錯失一些有價值的新聞時，並未大興問罪之師，而是穩定軍心，着大家向前看。

再看《因真相之名》，新聞播出後，有質疑指資料出錯，管理層於是把矛頭指向負責的記者；面對詰難與一輪又一輪的內部聆訊，記者平日採訪時如何強悍，這一關竟比採訪新聞更難過。《焦點追擊》令傳媒人看後感到熱血沸騰，《因真相之名》卻沒有這種激勵的效果；但後者所描繪的，可能更加貼近現實。類似情況在香港也會隨時出現。

《明報》早前突然解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筆名安裕），「理由」是「緊縮資源」，這既難說服大眾，也叫該報員工、讀者和同業不滿。

香港記者協會、外國記者會等八大傳媒工會，將於周一（5月2日）下午，在明報大廈外聯合舉辦「5．2夠薑集會」，宣稱「一同守護新聞人、守護新聞自由、守護《明報》」；明報職工協會日前與總編輯鍾天祥會面後未有滿意回覆，認為解僱姜國元的理由仍是「不明不白」，工會表明將會「啟動工業行動準備」。

該報員工被迫由採訪人變為受訪者，成為新聞人物，已非首次。2014年1月6日，明報管理層突然撤換時任總編輯的劉進圖，及後宣布來自馬來西亞、對香港事務並不熟悉的鍾天祥於3月1日出任首席執行總編輯，編務總監張健波將繼續兼任總編輯（至同年10月中），此舉引起內部反對，該報員工在報館門外默站5分半鐘抗議，象徵該報擁有55年歷史，以示捍衞辦報的方針。

同類行動一年後再次出現。明報員工因不滿鍾天祥突然換掉六四的頭版報道，發起「擱筆」行動抗議，以示捍衞新聞自由。今次行動，只是另一次的員工抗議，以示對該報管理層的不滿，以及對日後編採自由的憂慮。

兩三年間先後有多次抗議行動，抗議對象並非外人，而是報館的管理層，這情況真的令員工感到疲累。其實，該報員工算是齊心，每次願意參與的編輯部人員可真不少，但這些行動能有多少效用？

老實說，今次行動與他們2014年2月穿上黑衣抗議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又或者回歸前抗議該報員工席揚在內地採訪時被捕的情況不同，面對那兩宗事故，該報的管理層與員工的立場是一致的，對員工的行動也是支持的。

不過，員工今次要抗議或抵禦的，並非外來力量，而是來自內部由上而下的壓力，所以如要扭轉管理層的決定（尤其是假若管理層決心來一場疑似政治整頓）、要他們收回決定，情況真的未許樂觀。

因此，明報工會若以抗議或工業行動的方式表達不滿之餘，如何守護他們堅信的新聞理念和原則，最有效的辦法，還是一如既往，本着專業，不偏不倚地做好採訪工作。

在《因真相之名》中，《六十分鐘時事雜誌》（60 Minutes）的製作人Mary Mapes在聆訊中說，當美國前總統布殊年少時在軍中是否獲得優待的報道播出後，被質疑報道是否準確，每個人關心的，只是涉事的文件是否真確、斟酌文件的字型，只在細節中磨蹭，沒有人關心究竟優待事件的真偽。

這控訴雖然點出事情的荒謬，但因一個小錯處而否定一切，也是現實的寫照。在波譎雲詭的年代，這教訓更應引以為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