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路從來難走

所謂「第三條路」這種說法，源起英美的民主政治。在英國，傳統上主流政治是工黨與保守黨輪流透過贏取下議院約650個議席的絕大多數議席，成為執政黨；輸了的，成為在野黨，繼續攻擊執政黨，而攻擊要點在於展示在野黨將來的施政重點，與執政黨如何不同。因此，每一次政策辯論，都是大選前大辯論的前奏。

英國兩黨爭持

以香港的話說，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既是建制派，也是反對派。雖然這些政黨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針，但為要得到大多數選民的認同而不斷修訂施政重點，因此無論保守黨或工黨，當中均有不同派別，會透過不同的黨內辯論和鬥爭，希望把自己的主張成為所屬政黨的主流，再向選民爭取支持。

勝利的一方，自然鬥志高昂，努力向社會推銷政黨已確認的主流主張，因為成功的話，便會從反對黨變成執政黨；黨內敗陣的一方，也須思索扮演黨內的反對派，還是靜靜的佔一個小位置，發揮細小而還有一定力量的政治生命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工黨的班恩（Tony Benn）便扮演這個角色，去年底當選工黨領袖的郝爾彬（Jeremy Corbyn）是上述守得雲開見月明的典型例子。但也有人選擇脫離工黨，另組政黨。

有些人會說，英國的政治對決，永遠是政治中間地帶的競爭。這話雖然有一點道理，但也不能機械地理解這個命題。其大致的意思是，工黨的政治力量基礎是工人群眾，若要贏得大選，工黨不能只提出維護基層工人利益的政策主張，還要提出一些照顧其他人利益的主張。

同樣道理，保守黨也不能只提出減稅、減福利、市場化等主張，他們也須提出一些看法，吸引中間位置選民的支持。典型例子便是戴卓爾夫人的新右主張，為保守黨贏得三次大選；到1990年，黨員因擔心選民已受夠戴卓爾夫人的主張，便集體逼宮，讓馬卓安上台，在原有新右的施政基礎上，加上一些社區關懷元素，最後於1992年贏得大選。

有趣的是，反而在1979年大選後，工黨大敗，戴卓爾夫人上台，工黨選擇以富特（Michael Foot）為領袖，全面轉左；黨內另一派Roy、Jenkins、David Owen、Shirley Williams等選擇離開工黨，組成社會民主黨。到了1983年大選，戴卓爾夫人乘福島戰役帶來的紅利，打敗歷史上最左傾的富特的綱領；反而社民黨與自由黨組成結盟，成為下議院第三勢力。

當時，未來的工黨領袖貝理雅（Tony Blair）和白高敦（Gordon Brown）剛於1983年成為國會議員，他們選擇留在工黨，成為所謂的工黨革新者。貝理雅1994年成為工黨領袖，為要擺脫工黨左傾的形象，支持所謂「第三條路」的中間左傾路線。這條路線，接受市場經濟，也運用稅收投入各項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等。

不過，所謂的「第三條路」，到了貝理雅於2007年下台後，白高敦便立即束之高閣。傳統的工黨左派對「第三條路」感到不是味道，認為它過分放棄工黨的價值。因此，所謂「第三條路」並非基於新的施政理念，而是希望在舊的一套基礎上有特定改變而成為新的一套理念。

選出第三種立會議員

把這種情況套用到香港，有一定相似之處。在建制與泛民之間，永遠有一批兩者皆不是的市民；即是說，總有一批市民不會把自己歸類為建制或泛民。數量化地說，政制民意關注組的歷次民調，均有30%至40%的受訪者說明自己並不傾向建制或泛民。兩個月前「未來@香港」的房屋問題民調，有48%受訪者表明自己並不傾向建制或泛民；類似數字只比英國2015年大選投保守黨和工黨以外的百分比（33.7%）稍高。因此，憑此判斷，香港選民有一定空間，選出建制或泛民之外的第三種立法會議員，這有一定的客觀基礎。

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只是選舉監察政府的議員，並非選舉政府。在支持政府為主的建制派與反對政府為主的泛民之間，究竟有否存在一個政治空間產生議員，現在還是未知之數！過去歷屆立法會選舉，在建制與泛民之外，還有一批獨立候選人，但似乎從未成功當選。此外，泛民與建制過去歷次均有新的當選者，因此，客觀效果是減少各政黨的當選人數。

提倡「第三條路」的香港朋友，只倡議獨立人士並不足夠，他們在政治定位上，必須提出一些看法，同時令泛民陣營中覺得泛民太反政府的部分選民與建制陣營中覺得建制太親政府的部分選民，同時投向這條路線，才有成功機會。可是這並不容易，在不少民生和社會政策（如15年免費教育、退休保障等問題）上拿出有這種政治定位的主張，談何容易。

還有9個月，我們便知道香港的社會能否在泛民與建制之間容許「第三條路」。這肯定不是一條易走的路。

張國華新力量網絡成員、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

第三條路 從來難走

第三條路從來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