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問題、制度和改革

去年10月，英國一份教育期刊發表世界大學最新排名，香港多所大學的排名下跌，引起不少爭論。張五常教授在他的新書《科學與文化—論融會中西的大學制度》中，以親身經歷，就大學建設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議。張教授認為大學不應追求排名和發表文章的數量，而應追求思想的創作和傳世。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也於去年10月24日，發表《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本文就此展開對中國大學的問題、制度和改革的討論。

一、從「老闆」說起

近幾年，結識不少在香港攻讀研究型學位的內地學生，我只見今天也有學生稱自己的導師做老闆，明天也有學生叫自己導師做老闆，聒得灑家耳朵也聾了。想必這個「老闆」也有一番來歷，與我印象中的不同。既然胡適說麻雀裏都有鬼，看來花點時間考究一下這個內地學生對導師的叫法也是值得的。

在我印象之中，老闆就是有錢人，他有自己的企業，給僱員發工資，是勞資關係中的資方。近年內地官場稱自己的上司為老闆，《人民日報》曾發文指這樣的稱呼是「同事關係的僱傭化」的體現，也是社會不良風氣的倒灌所產生的庸俗化、江湖化的歪稱。

此外，再一考究，原來清末民國時期，唱京劇旦角的男性也叫「老闆」，混社會的黃金榮、杜月笙也叫老闆。老闆一詞，絕不見韓愈所言「傳道受業解惑」的師者味道，相反卻有一種「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措一詞」的味道。因而，研究生對導師這一「老闆」稱謂，何嘗不是《人民日報》所說的「脫胎於江湖綠林，裹挾着濃厚封建陋習」的江湖氣稱呼！對於師生關係而言，這既非尊稱也非雅稱，即使說不上是輕薄的膩稱或狎稱，也可說是對老師有辱斯文的謔稱。

然而，這個稱呼卻正正反映了現實情況。筆者在香港修讀一門研究生課程時，親耳聽到授課教師對上課的研究生說：「你們就是cheap labor。」這又何嘗不是呢？現在，不少導師在外交際應酬，爭項目、跑資助，然後買設備、發工資；研究生領着微薄的工資寫導師掛名的文章。這種師生關係正正就是小作坊老闆與廉價學徒工的關係。至於大學設立研究所「研究學術」的初衷，對於導師而言，說白了，忙着掙錢無暇顧及，研究生則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學徒工待我，老闆對之，也不會管你什麼「研究學術」。因此，大學為加強管理以「計資助、數文章、講排名」的量化指標對「研究學術」的理想世俗化就順理成章了。我們一談到管理，就要涉及制度了。

二、大學的制度

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言，辦大學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考察多家內地大學的章程後，不難發現上述兩點的內涵都包含其中，只是用詞造句不同而已。這些章程都是自2011年11月18日教育部頒布《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後，根據該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而制定的，規定大學實施和建立「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建立的學院、學系、校院處室等內部機構，與歐美的大學所設置的大同小異。

中國內地的大學亦設有與歐美大學相似的學校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教授委員會和校友會等組織；而且《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規定「高等學校的舉辦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按照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以章程明確界定與學校的關係，明確學校的辦學方向與發展原則，落實舉辦者權利義務，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這一規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政府對校政的直接干擾。因此，可以說除了黨務系統以外，中國內地大學與歐美國家管理大學的辦法是差不多的，設置的科研、教育和行政內部機構都相互對應。

再看深一層，考察大學內的各級黨務組織的職權，章程規定黨務系統的職能包括黨的政策的宣傳教育、人事任免、紀律檢查，以及科研、教育和行政等重大事項的決策，幾乎是無處不在。這是與大學科研、教育和行政系統並行並參與其中決策，但又不以專業知識為決策依據的管理系統。也就是說，在中國內地的大學裏，專業和黨務兩套系統同時管理大學事務，並協調做出相應的決策。這就是中國的大學制度。

三、存在的問題

1999年，中國內地的大學開始實施擴大招生政策。2002至2011年這10年間，大學不斷擴大招生，應屆畢業生從約180萬人增加至大約680萬人；其中碩士畢業生從約6.62萬人增加到約33.46萬人，博士畢業生約從1.46萬人增加至大約4.9萬人。單從這組數字看，中國的大學確實為滿足中國的經濟發展加速造就了不少的人才。

然而，有報告指出，很多情況下，畢業生在校期間學到的專業知識在工作中用不上，而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學校教育卻沒提供。可以看出，大學教育造就人才重量不重質。這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高校專業課程內容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問題。這一問題產生原因在於「學校的業績考核，迫使教師把主要精力用於發表論文和申請研究項目，從而忽略學生就業所需的基礎專業知識和應用技能的教育」。

再看看研究學術的情況，在大學裏，教師和研究生組成各種的研究團隊四出向各級政府部門或學校部門爭取研究項目資助。2012年，內地1025所高校共獲科研資助1170.33億元，發表學術論文797104篇，專著3281部，但技術轉讓收入只有27.56億，專利出售只有4.35億。從數字看來，研究學術達致技術創新的成果並不理想，但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卻不少。

然而，正如張五常教授說：「我們要知道，任何思想的創作對人類文化的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一般要到多年之後才知道，算文章數量與排名高下屬無聊競爭，偏於鼓勵產出形式上好看但時日的蹂躪會判為廢物的學術作品。」目前，大學對教師的考核標準是「計資助、數文章、講排名」，教師只關心能否申請到資助和在影響大、排名前的雜誌上發文章從而升職晉級，而不關心如何搞思想創作。因此，他們只會把聰明才智用於滿足資助審批和雜誌發文章所要求的事情上，並不追求思想傳世。

而且「思想傳世這回事，其成敗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不是有聰明才智、研究的資助夠多就必有所成的」，更何況教師們的聰明才智另有他用呢？再者，目前大學裏研究學術的主體是收入微薄的研究生，他們往往為日後謀得教職要多發文章，因而急功於如何寫就技術一流、格式工整美觀並迎合雜誌評審員品味的學術論文，至於思想創作，因為需要時間驗證，實屬遠利，不及謀得教職的近利實在，便被拋諸腦後。可見這種對教師的考核標準並不鼓勵科研團隊搞思想創作，遑論追求思想傳世了。

總括而言，這種大學對教師「計資助、數文章、講排名」的硬性考核指標實質鼓勵大學產出求量不求質，但因為能做到公開的量化比較，從而增加競爭，容易得到非行內專業人士的認可，因而，它被專業與黨務混合決策的中國大學管理系統所接受。然而，「用增加競爭的方法來促進學術或思想創作可以有好的效果，但如果那競爭的準則選擇不對，例如算文章數量與學報排名，加上墨守成規的評審制度，則會導致悲劇性的效果」。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四、制度的改革

可以看出，改革對教師硬性指標評核是改善大學產出品質的關鍵，硬性指標評核有如八股取士，給人們看透之後，便會專攻取巧辦法，使之失卻原意；而非硬性指標的評核需要行內高水平的專業人士（最好是行內的大師）才能操作並使人信服。

再回到造就人才和研究學術這兩個辦學目的上來看制度改革問題。造就適合行業需求的人才，專業課程的內容與行業需求匹配是關鍵，這同樣需要行內高水平的專業人士根據行業需求制訂課程內容才能達到。為實現研究學術的辦學目標，梅貽琦先生所堅持的兩項措施是，堅持學術自由與聘請大師任教。堅持學術自由要的是給予師生「自由思想」的空間和氛圍；聘請大師要的是「選擇一個前景看得清晰的思想範疇」把它搞起來。

這樣看來，可以從「是否能改進教師評核方法」；「是否能改善學術自由的空間和氛圍」與「是否能聘請到大師」這3個問題出發去考慮制度的改革。

李廣廈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