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需要防患於未然之時

9個月前，當國際資本異動並可能擾亂經濟的風險甚高之時，我認為，日本以外的亞洲各國政府或許應該考慮引入資本管制。

我的觀點是基於大量資本流入可能導致負債過多、外匯風險過大及資產泡沫。當資本流入突然逆轉時，這些風險被放大了許多倍，而且，通常這種突然逆轉的資金量巨大，速度極快，常常導致不穩定和波動加劇。

儘管當前亞洲經濟形勢比以前要好得多，因而應能更好地應對短期流動性激增，但今天大量的全球資本是作為短期熱錢，而不是長期直接投資流動。因此，全球投資組合的配置和再配置引發的資本流動，可以對當地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資本流入通常是受歡迎的，因為它們不僅表明市場對經濟的基本面充滿信心，並且還為企業和政府提供低成本融資。然而，正如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好事過頭反成壞事。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自2009年以來，以當地貨幣計價的東南亞主權債券因美國及其他已發展市場的量化寬鬆政策而受益匪淺，收益率在今年5月份降至接近歷史低點的水平。然而當美國在該月開始討論「逐步退出量化寬鬆」的時候，立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券收益率最高急升400個基點。

相比而言，中國、台灣和南韓等北亞市場受近期市場動盪的影響要小於其南亞鄰國。為何會出現這樣大的區別？

中國基本封閉的資本帳幫助該國免受大量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所以中國國內股市、債市受短期外國投資的影響十分有限。中國A股市場的外資持股僅佔區區2%，而外資在國內債券市場幾乎不存在。相比之下，外國投資者持有印度股市約40%的自由流通股，在印尼股市中佔比達到30%，在印尼債市和股市中的佔比更高得多。自2008年至近期拋售之前，外國債券及股票投資資金流入累計分別達印度和印尼兩國GDP的3%至5%，相比之下中國的這一比例僅為0.7%左右。

南韓在2011年實施了某種形式的資本管制，主要是為阻止機構在外匯市場進行投機。當時南韓央行將本國銀行的貨幣遠期及衍生品部署規模限制在其股本的50%以內，並將外資銀行的這一上限自300%下調至250%。貨幣衍生品交易槓桿也被限制在100%以內。

如前所述，當今全球資本流動多是以短期熱錢而不是長期直接投資的形式出現。鑑於目前國際資產部署遠低於全球產出，全球投資組合配置引發的短期資本流動能夠並且確實會動搖國內經濟。當前的全球資本異動焦慮塵埃落定之後，抑制短期資本流入和流出激增的資本管制措施的好處將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