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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新聞 (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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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葉寶琳:中環價值之外,應容納另一些價值

「處身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除非有別的選擇,否則心意已決的話,我已有心理準備,從內地維權人士的命運預視自己的未來。最壞的打算是坐牢,而且不是短期的。我不覺得這是什麼偉大的事,只是應該做就去做,雖然不知道成效如何,但總好過眼白白看着香港走進死胡同。」

十年一番豪壯語,溫婉而堅定。事實上,投身社會運動已達十年的葉寶琳(BoBo)現在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她為着口中說的那些應該做的事,付出了不少代價。

「我現在仍是戴罪之身,2011年6月4日的『踢保案』(即拒絕保釋,要求警方一是馬上檢控,一是馬上放人),我被判監四星期,緩刑一年,現在仍是緩刑期間,正等候排期上訴。我沒有計算如果不走這條路,跟別的同學一樣去做社工的話會變成怎樣,但我對自己的選擇無悔!」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都逃不開大時代的巨輪。出生時,剛剛是改革開放到中英談判,思想啟蒙的時候就是九七主權移交,畢業沒多久就是03年七一。正正因為經歷過九七前後,經歷過上一代的背景,我們希望去建立community,建立有希望有願景的未來。」

「香港過去幾十年都只是一個難民社會。我父母都是從大陸來的。大躍進期間,爸爸從大陸走難來港。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會在香港逗留多久,很多人視之為中途落腳點或賺錢的地方,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想法。如果仍然像以前般只想搵快錢,那麼短視,香港不會是一個生活得好和有希望的地方。」

「如果香港人想未來生活得開心,我覺得除了中環價值外,應同時容納另一些價值。我們會關心鄉郊發展和大自然環境並存,但政府強調的發展只是中環價值的那一套發展。」

「反高鐵時,除了中環價值,更發展到中港融合那種更強化的資本價值,其他草根階層、小販小店、鄉郊生活等等的庶民文化就會受壓抑。我們強調的是人與土地的關係,包括規劃的部分。真正視香港為家,就不會希望它變成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只懂高速發展。」

社運啟蒙源自高中

「一般社運圈的人都是學運出身,但我對社運的啟蒙卻是在高中。當時,正值97回歸。小時候住馬鞍山,中學讀曾肇添,王祖藍前一屆。那時,仍然有文化科,上課要討論時事。當年,有關港人身份問題的討論鋪天蓋地,又遇着保釣事件陳毓祥逝世,令我初次感受如此重大的衝擊。」

「開始思考究竟香港人的身份是怎樣的?為什麼港人沒有權利參與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整個社會感覺都很壓抑。另一個衝擊就是上課時,老師談到六四。課後,我狼吞虎嚥地吸收和搜尋六四的資料。」

「第一個親身接觸社運的契機是高考那年的暑假,跟同學一起幫何秀蘭及劉慧卿助選。那時,還不是很多年輕人參與,就這樣認識了當時仍然是『前綫』的人,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鮮,例如在街站叫咪、出席選舉論壇。雖說有參與的滿足感,但又未至於令我有很深感受。後來在港大修讀社工系,反而減少參與。」

接觸地區工作奠下基礎

「真正參與社運反而是大學畢業後的事。當時,不太積極找工作,糊糊塗塗當上《太陽報》記者。記得正值『莊豐源案』,我跟同事回大陸放蛇扮大肚。三個月後覺得不太適合就辭職了。沒多久,有機會當上劉慧卿的議員助理,斷斷續續做了一年,曾參與不少地區工作。」

「議員助理的生涯完結後,2003年七一,當時有朋友提出青年參政,就組織一班年輕人去參選區議會,我就出戰沙田區。那些年,頗有『十個救火的少年』的感覺!不少人陣前退縮,最後剩下三個。雖然落選了,但這次參選經驗頗有啟發,令我重新思考議會文化或政黨跟社會之間的關係。2004年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鑽石名單那一屆,我做競選經理,認識更多選舉運作。」

從WTO反思社運模式

「隨後,重返校園,回港大讀了一年教育文憑,想做中文老師。可能不夠根正苗紅吧!找不到工作,於是重投社工故業。因為是OL上班時間,公餘可以參與社運。2005年開始,每年12月都好像會有大事發生,先是WTO,然後,06年天星、07年皇后、08年反高鐵……好邪!但亦因此,對我參與社運的路途有很大衝擊。」

「05年,網上媒體開始興起。我以In media民間記者身份參與WTO,主要擔當聲援角色。當時,WTO有十幾個韓國人和日本人被控,他們言語不通,很多日常生活需要支援,我會幫他們買食物。」

「當時就覺得WTO的概念很新鮮。原來,其他國家可以把如free trade agreement這類複雜的概念向普通市民解釋清楚。香港可以做得到嗎?以往香港人一直和平理性地遊行,當時WTO的行動模式令我重新思考power這回事。以前會覺得人多才能成事,除此之外,我們已不懂以其他方式去展示power又或顯得無力。」

「因此,WTO對我來說是學習和觀察,仍然未到自己input或create一個運動的階段。直至06年天星、皇后,就是另一個參與社運的里程碑。」

不容告別的天星碼頭

「最初參與天星的時候都是傻呼呼的,原本只打算跟朋友在門口示威,怎料上班途中突然收到朋友的求救電話,他們闖進天星碼頭而且被困,要我找議員幫忙!」

「朋友有行動,我就去聲援。他們淋濕身,我就幫忙買衣服、食物或在外面辦活動、集會,例如到孫明揚家門外示威。這些行動已令社會大眾很意外。記得當朋友走進天星地盤時,大家很shocked,媒體立即大規模採訪。當時『保育』這個字眼還未出現,這是後來歸功於林鄭,不過其實這也並非我們的目的。」

「天星碼頭last day,十萬人告別,但為什麼要這樣告別呢?為什麼要容許去告別?如果真是不捨得的話,為什麼不以行動爭取保留?我經常反省這個問題。其實,天星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集體回憶。我只是覺得一樣很值得保留的東西,平日不甚了了,到了真正要失去的一刻才去懷舊,這是很荒謬的事。」

皇后碼頭──進步的本土意識

「天星真的沒有了!我和朋友轉移陣地到皇后碼頭。同樣地,皇后對我都沒有什麼特別回憶,不同是,這次我不再模模糊糊,真正感受到當中的重要性。中環填海,政府要興建P2公路,我們提出的是程序公義,為什麼清拆時欠缺諮詢?要強行清拆?當局驅散我們後就立即拆掉鐘樓。」

「參與過程中,我發掘到更多有關皇后碼頭的歷史意義。正如我最初開始關心社會是因為九七。」

「以前沒有留意,原來皇后碼頭在殖民歷史中佔舉足輕重的位置。即使有機場,但港督履新、所有皇室人員來港都要經過皇后碼頭,充滿殖民象徵意義——『我來到就是要插你旗!』如果我們要拒絕殖民的話,其實就要去reclaim這個地方或重新賦予價值。」

「有一個行動令我很深刻。我和一百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包括香港人、外傭、爭取居港權的人……一起坐在船上,而那艘船就泊在皇后碼頭上岸。雖然這只是一個儀式性的行動,但當中值得深思的是本土意識。並不是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才是香港人,我覺得會視香港為家、會關心這個地方的未來、會找到你的希望所在的都是香港人。我們希望以不排他,不歧視其他人的本土角度去處理香港人的憂慮。」

「如果要拒絕殖民化,香港人就要reclaim這種主權,這是我們自主的空間。這刻好像突然『叮』一聲,想通了九七時的疑問,找到了香港在歷史洪流中的重要性。所以『保育』、『戀殖』都是假,我覺得最重要是『解殖』。」

投身新社運 為弱勢爭公義

「我讀社工出身,但在現有社福界的制度下,我不能夠做到理想中的工作。有別於典型社工,現在的社工已不只叫街坊或苦主站出來,而自己就沒有自己意見、逃避表達自己意見。新的社會運動中,社工或苦主都可以交流自己的意見,共同行動。」

一次又一次的熱情參與,社運幾乎已成葉寶琳的全職工作。由菜園村時期開始,她加入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擔任幹事,負責social affairs,為弱勢社群爭取公義。

「我沒有宗教信仰,但磨合的時候沒有什麼困難。天主教認為天國的美好,應該在地上都能實現。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同樣要考慮對弱勢社群的關顧和公義,理念一致。」

要在香港實現願景,這位地上使者早已準備好隨時披荊斬棘。

實現願景 困難重重

「很明顯現在政府對社運人士的打壓愈來愈嚴重。我第一次被拘捕是06年天星碼頭的時候,入差館差不多四次,其中控告過兩次。我覺得在一些micro上的對待,警察處理得比以前聰明,例如03年當警察包圍示威人士時,他們會用膝蓋踢你,好大力,沒有人看到;又或在差館裏辱罵你,推你上警車。現在這些情況減少了,對人比較客氣,漸漸程序化。」

「但如果從『國家機器』的角度,他們則愈來愈厲害!以前我們堵路、拉鐵馬,被拘捕的風險很低。拉鐵馬,警方會警告你;堵路,他們會抬你去行人路,只為開通路面。天星時,我遊行去禮賓府都只是被抬去行人路;04年學聯在舊政府總部紮營,我們把門口封了,同樣抬走人了事。現在變成先包圍警告叫人離開,否則拘捕,亦不介意大規模拘捕,然後只會控告少數人。」

「而我就已經成為他們的『目標人物』!因為警方拘捕時,已經identify好某些人,針對組織者去控告,例如拿米高峰的人會首當其衝。因為被視為領軍人物。現在遇到一些不認識的警察,他們都能叫得出我的名字;經過見到立法會的保安,同樣如是。」

「大時大節,七一、六四,電話會有異樣──被人截聽。WTO年代,截聽時電話會有好重回音,現在則會斷線,甚或集會時,附近完全不能接受訊號。」

「反高鐵時,更要跟政府高官角力。當時,確切感受到高鐵作為一個國家計劃,如果要反對它,壓力在哪裏。例如中間的過程會發動輿論機器……我們還受到四方八面的批評和攻擊。」

是不是通通都要產業化?

「過去,我們經常依賴地產和金融發展。土地商品化,很多公共服務,例如教育、醫療、房屋都商品化。我們的發展要平衡。除了資源變成投資搵錢工具外,也應該有一個發展元素,有基本的人權。若果認同教育、醫療、房屋是基本人權,就不應該將之變為搵錢途徑。」

「正如城鄉發展,無論是市區發展地皮或新界地皮都變成投資炒賣。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發展,例如農業、鄉郊發展空間、生態等都應該在平衡發展的議程之內,而不是搵錢、起樓才算是發展!」

「將來的路變成怎樣要靠我們自己。慶幸我參與這十年,見到香港人其實努力頂住很多東西。不單是針對制度或文化上的大陸化,更重要是我們所關心的本土,包括對於香港歷史、社區認識,對草根階層的尊重和關顧,香港人一直在努力,由上而下,不會甘願做一個愚民。」

香港人不甘做愚民

「香港人愈來愈active,尤其近幾年的轉變,價值方面都有所推進。社會運動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衝權的過程,例如反高鐵令我們重新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綠色生活令我們開始關心鄉郊發展,甚至嘗試在家中種植或對本土農業的關注。很明顯這幾年增加了不少。反國教後,更見到年輕人重視獨立思考。」

「故此,2014年的佔領中環,其概念我是很支持。當然,細節上或技術層面很值得批評,但整個理念是正面的。對於身為一個認同公民抗命的人來說,由這班溫和學者倡議,實是連結了普選議題和公民抗命議題。同時,也給予2010年因政改分裂後的民主派一個團結的機會。」

「然而,我不認同那種被拉就很悲壯或佔中是最後核彈,爆了就什麼都沒有的看法。說得太悲壯會令人不敢參與。實際上,佔中行動應該是一個民主文化的建立過程。除了公民抗命行動外,商討日是一個民主文化的討論過程。我有很多次組織大型集會的經驗,大型集會其實亦是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

「佔領中環如果達不到心目中的普選結果是否就什麼都沒有呢?可能未必是百分百可一人一票,提名權、普選權、被普選權都一齊有,但一定好過現在或原來的plan。如果建立了民主文化,對於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其實都是好的。」

香港人要培養民主文化

「2017能否有真普選,全視乎我們的決心。我又不信一百萬人參與佔中都無用,我不信!現在,真普選已有一個很清楚的定義,就是每個市民都是票值均等,平等的提名、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這是最基本的條件。除了真普選的權利,也包括民主文化。」

「對我而言,民主文化可以應用到所有生活的場域中,無論家中、學校,甚至社區上任何地方亦然。香港人太少時間了!每一件事都很急,很多人都無耐性去聽、去想其他人的想法和需要。因此,民主文化就是培養一顆尊重不同人、不同意見的心,而在現有的場域去增加民主化是重要的。」

自從2003年參選區議會後,葉寶琳開始重新思考議會文化或政黨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政黨要有權。現在的政黨,參選只局限於立法會和區議會,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架構,而立法會因分組點票和私人條例草案等,立法會議員的權力也被局限了!在種種制肘下,香港政黨發展十分有限。」

「雖然有批評說香港政黨議員很不濟,但我抱持一個同情和理解的角度。政黨沒有權,就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而實際上亦沒有訓練的過程。同時,政府要下放權力予這些有民意授權的人,市民授權予這班議員的話才會令到政黨得以健康發展。」

(編按:此訪問是於2013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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