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各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刺激經濟手段,釀成了今天貧富兩極化的惡果。全球各地的政治紛爭及社會動盪風險不斷上升,財富重新分配的臨界點已出現。政府的行動必然是透過稅制和稅率來進行,「劫富濟貧」會是主調。這場博弈將會令全球的資金流向和資產價格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任何一個人也不能置身事外。--恒生銀行私人銀行及信託服務主管 陸庭龍
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堅尼系數為0.482,是G7國家中最嚴重的。2020年上半年,美國前1%的富人淨資產總額達到34.52萬億美元,而屬於最貧困階層約1.65億人,卻只擁有2.08萬億美元,佔全國家庭財富總額不到2%。任何事情發展至極端,產生鐘擺效應的概率非常高,只是時間的問題。
中國缺乏官方數據及堅尼系數作參考,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6月15日發布2019年的數據顯示,約6.1億國民的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而胡潤研究院公布去年中國有2398人的財富超過20億元,按年增加32%。由此推斷,中國也面對嚴重的貧富懸殊情況。為了應對複雜的國際政治氣候和經濟發展的壓力,中國也採用了「劫富濟貧」的策略,近期推出的《反壟斷法》便是一例。
中國《反壟斷法》針對新經濟龍頭
阿里巴巴、騰訊、美團、京東、拼多多等科技及新經濟龍頭股,最近的表現非常失色。阿里巴巴違反《反壟斷法》,被罰182億元人民幣,集團的業務架構必須重組。美團也被立案調查「二選一」的壟斷行為,看來也會以天價罰款作結,而騰訊及京東也在調查之列。這次反壟斷調查以至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爭議,受打擊的似乎都是民營企業,而且是很賺錢的企業。
中國實行的是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在國家特許的政策下,只有國企和民企之分。在政策主導下,不少資本密集的行業是被國企壟斷的,如電訊、銀行、能源等。這些國企的盈利是需要上繳國家的。如果國家有財政需要而增加稅收,對象只能是民企。不然「劫富濟貧」不成,反而變了自己打劫自己。
回到香港,我們沒有資本增值稅、投資收益稅和遺產稅,稅制相對簡單,被「劫富濟貧」的機會似乎不高。如果你是這樣想,便真的是Sometimes Native。
為了打擊炒樓活動和遏抑樓價升勢,香港政府早前實施了特制印花稅。香港居民在擁有第一個自置物業以外的樓宇買賣,皆要繳付15%的印花稅,而這個措施也適用於任何海外人士在香港購置物業的交易。許多人將特別印花稅歸入交易成本類別,可細心思考,這個也是間接財富稅的一種,有錢的多付一些。還有一例子,如果你在一手市場買入物業,也是變相繳納了財富稅,香港的樓價內包括了地價、建築成本和發展商利潤,無論是政府土地拍賣或補地價重建,這筆錢是直接入了庫房的。這個財政年度還調高了股票印花稅,原則也是有錢買樓、買股票的富有人士多付一些。對於內地來港置業的人士而言,權當是海外資產配置稅,反正稅率較內地資產增值稅為低。
原文請閱6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