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正奮筆疾書，打算探討「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與問題，怎料反修例風暴驟至，他察覺社會氛圍己變，將近乎完成的書稿收起。經歷過整年社會運動，以及其後疫情肆虐、《港區國安法》實施，他發現香港始終需要面對「一國兩制」，於是「不識時務」地重新動筆完成《尷尬》一書，以學者眼光，冷靜道出香港回歸23年以來，各方並未說清楚的十大尷尬議題。近年甚少接受訪問的呂教授，應本刊邀請筆談新書及香港時局。
--本刊記者鄭雲風
問：早前有中央官員表示，《港區國安法》落實有助香港穩定，繼而解決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對此你感到樂觀嗎？如今當權者仍將深層次矛盾歸納為經濟、民生問題，是否突顯他們依然不願處理及回應較「尷尬」的政治問題？
答：政治總離不開兩端：在這一邊是暴力、鎮壓，很粗暴的，以增加反抗者所要承擔的風險、成本來阻止他們有所行動；另一邊是花言巧語、收買人心，以意識形態、論述來爭取民眾支持。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兩者的混合，愈能夠取得市民積極支持的政府，辦起事來事半功倍。以目前香港的狀態而論，恐怕是分歧很大，民意兩極對立，而特區政府沒有軟的力量，連親北京的、親建制的民眾也對它很有意見。現在實施《港區國安法》，是硬手段，可穩住局面（因為反抗者要冒着高風險來繼續行動），但不能一直單憑如此硬的手段，令社會政治氣氛變得較為穩定，從而以為這便足以令人心慢慢轉向，將來會積極支持政府施政。說到這裏，我當然明白某些人的想法，將「新加坡模式」套用到香港，不就可以了嗎？這個話題說來長篇，在此我只想指出兩點。一是香港人習慣自由選擇，他們或者覺得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住房條件很好，但一般都不會喜歡政府政策所附帶的很多安排。要真的作出選擇時，他們是否會擁抱「新加坡模式」，又是另一個問題。二是特區政府領導層能說服香港巿民，他們是以績效為基礎的領導班子嗎？是否真的有能力已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能否給人那種印象。今天，特區政府在群眾心目中既無信心，亦無信任，要重新建立一定的威望，這本身已是艱巨的任務。要在市民之中發展出一種積極支持的力量，談何容易。
穩住局面之後，所謂回歸民生議題，並順着這樣踏實的工作而取回市民的支持，這恐怕是想得太過簡單，甚至是一種近乎幼稚的想法。由工商界、愛國建制、到特區政府，對民生議題的理解太表面；嚴格來說，他們還未知道，究竟將香港放入國家的大局之後，應該問些什麼問題？做些什麼工作？坦白說，我們長期以來都不怎樣重視身邊的「鄰居」，從不了解它們有何強項，有何弱點。
原文請閱9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