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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5日 鄒崇銘

學運:從嬰兒潮到Y世代

若非《信報月刊》記者來電提及,我也忘了多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談到特區政府中不少嬰兒潮世代的高官,皆曾經歷過「火紅年代」學運的洗禮。例如香港教育改革的旗手梁錦松,以及當年在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班底,便多是來自當年的國粹派;同是在教改中舉足輕重的羅范椒芬,與梁錦松同期畢業於香港大學,亦被指與國粹派關係密切。

提起1970年代、即火紅年代的學生運動,我總不禁想到張婉婷的名作《玻璃之城》(1998),把學運、青春、激情以至香港的黃金歲月,描繪得既精緻動人,亦如夢如幻。男主角黎明正是當年保衞釣魚台運動的領袖,在維園示威中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他被捕的一刻向警察說:「我畢業後一定做你的上司。」是為我對這套電影最深刻的記憶。

1980年代歷史急轉彎

正如我曾在《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牛津出版社,2006)一書中指出,故事要追溯到1960年代文革的紅衞兵,以及席捲歐美的學生運動浪潮。當年的hippies反戰、披長髮、性解放、迷幻藥、玩搖滾……均成為一代嬰兒潮的成長印記。香港則有1966、1967年的暴動,以及其後火紅年代的學生運動,均被當年的港英政府視為新生代的躁動,因而才有了麥理浩時代的社會改革。

總而言之,當年的嬰兒潮都是反建制的。

造反派和創建者

到了1980年代,美國的hippies都長大了,然後都進入大企業大機構工作,趁着「列根經濟」的浪潮重回「正軌」,都拋下了長髮和迷幻藥,換上筆挺的西裝變身上班族精英。當年亦有一齣名為《山水又相逢》(Big Chill, 1983)的電影,描寫一群已變成yuppies的過氣hippies,在一個舊戰友的葬禮上重遇,既一起緬懷青春的輕狂歲月,亦對於階級、地位以至樣貌、身形的急速轉變,顯得相當的尷尬和困惱,只能勉強找到一絲往日的情懷。香港的hippies呢?當然也一樣都變成yuppies了。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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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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