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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 黃裕舜

不分膚色的界限

一個人的膚色及種族,在傳統人類社會及保守主義角度中,蘊含着不少「個人規範」(normative constraints)——除了象徵着一個人所屬的社群以外,更往往在主導社會主流思想而被當權者所建構論述(constructed hegemonic narratives)下,成為借代某些特質或特徵的「思維捷徑」(cognitive heuristic)。這些論述令人一看見他們的膚色,便聯想起一些固定的形象,從而論證或支持某些把他們標榜或排斥為異類的措施。

一、種族政治(The Politics of Race)

舉一些實例吧。在反猶太人思潮主導下的中世紀歐洲,皆認為所有猶太人皆是斂財而奸詐的小人(正是這些論述,在若干年後間接促進了德國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大規模清洗及迫害)。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美國對華人及日本人引進一系列的種族隔離措施,因為他們認為黃皮膚的人本身比起「優越的」白人基因及性格有着天生缺憾(可笑的是,香港如今有些右翼人士卻試圖以這些論據把自己與華人「區分」,更出現「xx DNA」一說)。21世紀的香港也不甘示弱,成為了芸芸國際城市當中幾近最為種族歧視泛濫的「大都會」——雖然我城不乏少數族裔,不過離多元包容的理想願景,仍然距離很遠。

上周末尖沙咀清真寺遭受水炮車噴射,只見臉書上充斥着不少留言,自以為幽默地表示,特首對清真寺迅速做出的道歉反映出「誰大誰惡誰正確」,因為「ISIS會對港府進行復仇」。這些言論或有嘲諷或發洩的用意,但與外國極右勢力所推動的排斥伊斯蘭主義(Islamophobic)言論非常相似——兩者把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恐怖分子行為及思維與極大多數和平信徒掛鈎。

在外國,這些言論往往用來論證對來自中東地區人士的種族隔離及排他政策,透過當地具影響力的政客——例如美國特朗普及英國的法拉奇(Farage)——成為主導移民政策的「潛規則」。而在香港,「誰大誰惡」的定調令不少市民從而忽略或間接遺忘了處於社會弱勢及邊緣的伊斯蘭教徒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兩者皆非常不可取。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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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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