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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3日 孔永樂

香港激進抗爭與後物質主義無關

自6月起,香港發生一連串示威運動,抗爭情況漸趨激烈。以往,香港大多數的遊行只集中銅鑼灣、維園、中環及金鐘等地。不過,是次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風波卻在香港各區遍地開花。除了早前包圍警察總部及立法會遭到惡意破壞外,最近連各社區公園及商場都受到牽連,例如激進示威者與警察在上水街道及沙田新城市廣場等地發生激烈衝突。無論政治取態如何,筆者相信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不願意每周看到流血、打鬥及嚴重傷人的局面。

青年激進源於多種原因

有人認為,香港的激進抗爭與年輕人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關。在安穩和富裕環境長大的新世代,比年長一輩更強調民主發展、言論自由及法治等理念。當這些目標變得遙不可及時,年輕人寧願以較激烈的手法爭取「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多於追求社會穩定、生活需要和人身安全等「物質主義」的價值。根據此觀點,香港青年的激進行為源於特區政府未能滿足政改民主普選,並且在DQ港獨候選人及處理FCC副主席簽證議題上變得強硬,是次因反《逃犯條例》修訂便把所有不滿情緒宣洩出來。

然而,這看法似乎未能解釋上世紀新加坡發生類似暴動的情況。1954年,新加坡仍屬英國殖民地,當年5月,一篇馬來亞大學學生雜誌的文章被控煽動罪,8名學生被補,學生還請初出茅廬的李光耀幫忙辯論。5月13日,大批學生包圍總督府要求對話,總督拒絕並出動防暴警察強行驅散,結果引發學生警察衝突,多名學生坐牢;即使其後華校生發動多次集會示威,但要學生坐牢的決定仍維持原判。當時李光耀還未執政,但從幫忙學生的過程中,對暴動的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新加坡經濟條件十分差勁,住屋也是嚴重問題。新加坡只有約9%的國民擁有組屋,大部分國民的居住情況欠缺理想。根據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961年的報告顯示,1961年底新加坡的整體人口約170萬,全國人口估計約有20萬至25萬生活在寮屋及貧民窟地區。這是「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推動新加坡華校生暴動反政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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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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