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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縱橫 | 2019-12-13 10:00

黃伯農: 科技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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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美國副總統彭斯警告,北京已把民用科技和軍用科技兩領域融為一體。

其實,中國並非唯一把科技結合市場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國家。為迎接5G時代的來臨,除了德國「工業4.0」(Industrie 4.0)和日本「新工業結構遠像」(New Industrial Structure Vision)計劃外,印度也計劃2030年把製造業全面數碼化。另外,南韓擬於2030年把國內氫氣技術成為全球標準,美國空軍也希望於2030年能主導全球各國的戰爭技術要求。

這些趨勢證明國際競爭已進入「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另一新時期。本文理清這概念的起源、發展和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科技民族主義的過去和現在

科技民族主義可追溯到二戰前。根據筆者在德國威斯化尼亞(Westphalia)地區考察「工業遺產」(industriekultur),納粹黨能在萊茵河域興起的原因,是在鄉郊有效推行工業革命,使農戶從傳統農耕經濟轉型到以農舍經營製造鋼材的工廠企業。由於萊茵河地區有充足水源、礦產和煤能源供應,農舍工廠企業便遍地開花。納粹黨便伺機注資授權原為私營工業巨頭的西門子(Siemens)、蒂森克(Thyssen)和虜伯(Krupp)等去收購眾多農舍工廠。這政策不單讓政府吸納大企業發展軍工業,也同時把農戶小企業正式納入國家經濟發展系統之內,促成全國上下一致投入軍工生產發明。

為回應德國於火箭導彈和聲納魚雷(acoustic torpedoes)等技術突飛猛進,英美政府也紛紛注資發展軍工科技。英國便發明了無線電雷達,美國則發明了原子彈。這些技術稱為「指揮性技術」(command technology)是因為它們可為國家帶來「競爭性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於決定性時刻有效捍衞國家核心利益。

二次大戰後,軍工技術被商業經濟吸納,私營企業也參與技術研發。受到政府的幫助和補貼,於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民用科技競爭力由軍事技術研發所推助。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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