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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

韋立民(Norman Villamin) 市場分析

【私銀觀】通脹對未來轉型發揮促進作用

受央行逾40年來的抗通脹意識所薰陶,當美國和德國通脹率在今年分別錄得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最大按年升幅,自然在全球引發強烈反應。不過,適值全球經濟在未來十年將開展去槓桿及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通脹因素對這兩大變革所發揮的促進作用不容低估。

早於疫情之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為了應對2008至2009年的大衰退期,公共和私人債務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均已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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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日本長年通縮的迷失年代前車可鑑,歐洲在這次疫情也秉持了「不惜一切」的政策方針,而汲取了2011至2012年撙節開支企圖減債的教訓,相信決策當局對於整固財政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將有所顧忌。

減債採二戰後策略

故此,我們估計各地政府在這次可能較傾向採取二次大戰後的策略,以減輕債務負擔。在二次大戰勝利之後,美國政府債務飆升至相當於戰後GDP約130%,而政府縮減支出亦在1940年代後期引發了兩次經濟衰退。

不過,隨着當局在其後撤銷戰時的價格管制措施,配合美國人恢復消費,而美歐兩地的戰後重建計劃上路,因而在刺激通脹升溫的同時,也推升名義GDP增長率,成功使美國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由戰爭結束時的約120%,削減至1950年代初的低於80%,再在1960年進一步下降至低於60%。

能源轉型提供助力

基於美國(以至全球)消費者在2008至2009年大衰退後已經修復資產負債表,家庭債務與GDP的比率現已回落至約76%,讓美國和全球有機會透過重施戰後維持較高名義GDP增長率的策略以減債。然而,就如在1940年晚期至1960年代般,暢旺的消費活動必需與提升生產力的投資活動相輔相成,才能確保經濟在中期維持增長,那麼全球現時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推動能源轉型正好發揮作用。

若要實現《巴黎協議》控制氣溫升幅的目標,較保守的估算是各國需要在2030年前合計投資超過23萬億美元於氣候項目,這相當於全球年GDP的2%至3%。借鏡美國在1948至1952年間推展「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協助西歐在戰後復興的經驗,當時投放的金額介乎年GDP的2%至4%。由於集中投資於提升生產力,因而為西歐在此後幾十年的持續增長奠定根基。

催化整個能源轉型

這次應對氣候變化的規模也將是史無前例,亦為現有能源設施升級至21世紀的新科技開拓機會。若能夠成功轉型至可再生能源,全球的能源邊際成本有望逐年遞減至零,並將連帶改變能源輸入成本。

雖然前景無可限量,但在這段投資階段,能源漲價無可避免,但也有望成為促進整個轉型過程的重要催化因素。由於為開採化石燃料項目的融資更趨困難,加上石油出口國組織及盟友調節石油供應,而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和水力)目前在能源產量的佔比僅為一成,另加碳定價計劃所額外增加的成本,勢將導致作為通脹率主要構成的能源價格,在未來幾年持續高企。

價格高漲配合政府的補貼計劃,將鼓勵家庭和企業改變購買形態,例如轉用成本較低的電動車,或是投資於太陽能、風能或其他另類能源來源。

由此可見,儘管1970年代的高通脹期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壓力,但通脹率在未來維持在高於過去十年的水平,反而有利全球經濟轉型,逐步從以往由化石燃料能源推動的債務主導形態,走向未來由可再生能源發力的去槓桿形態。

韋立民(Norman Villamin)

瑞聯銀行

集團首席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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