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陳秋實大概沒想過，自己名字竟成「敏感詞」。這位自稱名不經傳的內地律師，8月中以遊客身份來港見證「反送中」，隻身遊走黃藍陣營，甚至榮登民陣「大台」，後被各單位急召回國。外界曾擔心他會「被失蹤」，近月陳秋實準備展開日本旅程，未出發已遭「限制出境」。

秋後算賬嗎？他自問沒違法，律師執照仍在。臨別香江當晚，他留下「最後發言」，一語道破香港問題「本質是法律問題」。今天《逃犯條例》修訂已撤回，但風波未平息；時隔近三個月，陳秋實再次接受港媒採訪，向本刊重申訪港「初心」是學習，強調自己堅持「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

香港法律有條文漏洞

在陳同佳香港刑滿出獄第二天，陳秋實激動拍片，呼籲香港法律界「不要送走陳同佳！」這位旁觀者不理解香港人，為何研究怎樣將陳同佳「送回台灣」，卻不討論如何留在香港審理。「香港政府一直強調，犯罪行為發生在台灣，基於香港是屬地管轄原則，所以要移交台灣，但為何港府不想想，被害者是香港人呢？」他認為，香港法律體系沒保護性原則條文是「漏洞」。

所謂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分別是屬地管轄（領土範圍內出現犯法行為，不論國籍都有權執法）、屬人管轄（國民境外犯法，政府可引渡回國）及保護性管轄（國民受侵犯，國家有權介入），而「陳同佳案」非常符合後者標準。

他批評港府：「沒有『保護性管轄』，可以改良法律，填補漏洞啊！強推《逃犯條例》時不是挺快嗎？結果弄到幾百萬人上街，還要造成經濟損失，誰不知推另一條《禁蒙面法》，為自己再挖一個坑。」

歷史沿革不同，法律體系都不同。陳秋實指出，中國屬典型成文法，「有別於香港，中國沒有判例制度，也沒有陪審團」。他說，中港在立法、執法到司法都截然不同。

人民代表沒代表人民

首先，立法層面。在香港，立法會議員經選舉產生；在中國，條文上人民代表大會都是選舉產生，然而陳秋實無奈表示，自出娘胎從未見過「選票」，人大代表也沒有主動聯繫他，代表甚至連聯絡電話及電郵都沒有留下，「這樣的話人民是很難反映心聲的」。

他表示，中國普通公民極少參與立法，人大代表都有失職之嫌，「無辦法反映人民需求，哪能適應當地社會呢？」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然後，執法層面。他舉例「華為251事件」，前僱員李洪元被公安羈押251天，變相坐了「冤獄」。陳秋實指出，這種羈押在中國是完全合法。有別於香港，中國沒有「保釋制度」，只有「取保候審」，意思是「在大陸，警察有權抓你，也有權關你；在香港，警察有權抓你，但沒權關你」。

在香港，「反送中」拘捕大批參與者，在「保釋制度」下，絕大多數交保釋金後，已經可以離開警局，獲得人生自由──當然，內地媒體將此舉形容為「警察拉人、法院放人」，尤其批評外籍法官破壞香港法治。

陳秋實表示，這種論調在「防火牆」內的確很普遍。然而事實如此嗎？訪港期間，他已經向香港同業請教「保釋制度」。香港的法系沿襲英國，他解釋「保釋」理念，重在「保護當事人的權利和自由」；相反，中國的「取保候審」，則重在「保護公安機構的偵查的便捷性」。

兩種制度背後，其實反映出兩種法治理念。在中國，公權力凌駕一切，強調寧枉勿縱；在香港，重視人權和自由，寧願寧縱勿枉。

法律體系孰優孰劣，陳秋實認為不能一概而論，最終視乎地方需要，不過通常要適合當地生活，並且盡可能與國際接軌，更重要是公民能參與法律監督。

回到中港兩種制度，他指出兩者實際都有改善空間，中國「取保候審」固然有機會釀成「濫權」，但在香港「棄保潛逃」亦屢見不鮮。

英美法系恐水土不服

他指出，在高舉公認較健全的英美法制體系的同時，也要注意貿然移植法制，很大機會引致水土不服；而決定一個地方適合施行什麼法制時，除視乎歷史因素外，還要考慮民眾教育水平、法律知識普及度。他提醒西方國家及香港，在討論中國法律時，更需要了解國情。

「譬如說中國老百姓，在傳統文化中，『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很根深柢固的觀念；所以，若果陳同佳案在大陸發生，他殺人分屍罪證確鑿，不執行死刑的話，恐怕會激起民憤。」

健全法制需要時間建立。中國本身起步較遲，1949年解放後，法律體系才逐漸形成，期間還經歷文革階段，所以民法及刑法，到八十年代中後才誕生；

但國內司法都在不斷改革，陳秋實認為部分創新，其實值得其他國家參考，例如死緩制度，「我們暫且不論死刑應否存在，但死緩起碼爭取多兩年，找到新證據，就有機會減刑，甚至脫罪」。

被質疑是漢奸、外宣

陳秋實說，從前曾經以為香港，只有「購物和美食」，經過實地考察後，驚訝原來並非文化沙漠。他認為，今天中港資訊區隔，兩地存在很多誤解；不過，充當「橋樑」有時都兩面不討好，例如「在國內，小粉紅罵我漢奸；在香港，很多人懷疑我是大外宣」。

——節錄自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