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千年外交 憤青誤國罄竹難書
2020年1月6日

「憤青」即「憤怒的青年」,它最早特指1960年代歐美左翼思潮中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憤怒青年》記述一班不滿社會現狀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證明當時已存在「憤怒青年」的稱呼,後來該詞被簡稱為「憤青」。

撰文:郭健安

如今,「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不難在網上和現實世界中看到香港和大陸憤青的出格言論和行為。

「憤青」雖是現代詞彙,但從古至今,中國不乏「憤青士大夫」、「憤青皇帝」,從而產生了「憤青外交」。據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袁南生分析,憤青外交具備如下特點:以「天朝大國」的心態君臨天下;重虛名,喜高調,脫離實際,不接地氣;在和戰問題上,一味主戰,誰主張和,誰就是賣國;一味主張強硬,遇有談判,不顧自身實力和對方訴求,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視任何妥協為軟弱。由於以上特點,憤青外交難免執拗過甚,眼高手低,最終反而危害國家、禍國殃民。

南宋、蒙古與金

1279年,在廣東省岡州(即今新會)崖山地區的海面上,南宋流亡政府被元軍團團包圍。宰相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趙昺投海自盡,效其法的南宋軍民,達十萬餘。有史學家認為這場戰役標誌着古典意義中華文明的衰敗。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南宋王朝的結局與自己的戰略失誤是分不開的(而這種失誤與南宋全國彌漫憤青心態很有關係),雖然即使沒有失誤,蒙古軍隊也會大舉南下。但是這可以給南宋朝廷更多的準備時間。

蒙古崛起之後,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不作為,至少可以有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準備時間。然而,百年前的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國民心態發生變化,作為對朝廷重文輕武、主和厭戰政策的反思和反彈,男人被要求寧戰不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岳飛冤案發生後,一些人又將主和與賣國投降畫等號,這樣的憤青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

1234年,南宋與蒙古聯合滅金,按照戰後的協議,河南北部歸屬於蒙古,宋據有其南。然而,南宋仍不滿足,非常眷戀河南北部的土地,企圖收復西京洛陽、東京開封、南京商丘、北京大名。從未與蒙古打過仗的兩淮制置使的趙范和兵部尚書的趙葵,在名士出身的宰相鄭清之和廬州知州全子才的支持下,利用其輿論影響力,公開積極鼓吹出兵河南,進攻蒙古,收復舊地,形成了強大的愛國社會輿論,大宋愛國者摩拳擦掌,非要與蒙古拚個高低。

在這些人忽悠下,宋理宗不顧了解實情的前線將領史嵩之與孟珙(這兩人深知蒙古人的可怕)等人諫阻,於端平元年(1234年)下令對蒙古開戰,史稱「端平入洛」。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安然南返者十中無一。隨後,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走向滅亡。

中日甲午戰爭

時間來到了晚清,「憤青」大臣比明朝只多不少。因為,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中華帝國封閉的大門後,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令不少漢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末的「士大夫憤青」叫「清流黨」,他們以文華殿大學士李鴻藻為魁首,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支柱,主要人物還有張之洞、鄧承修、張佩綸等,他們多出身翰林,喜歡褒貶時政,標榜風節。但他們多是詞垣台諫、翰林「清流」,長於奏疏,在外交和軍事上既無實戰經驗,也無真知灼見。

1894年,當日本海軍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戰時編組,即將發動戰爭之時,7月11日,中國駐朝將領葉志超急電請求:要麼水陸軍齊發入朝,爭取主動;要麼撤軍,在外交上陷日本於被動。北洋大臣李鴻章從企圖和局的願望出發,建議清廷中樞採取後者。然而,清流黨人卻鼓動皇帝乾脆拒絕了這一老成穩妥的建議。此時清流黨人為首的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和侍讀學士文廷式,他們只會侃侃而談,疾呼主戰,文廷式甚至指責北洋海軍練軍十餘年,靡費千萬卻不能一戰。於是,並不熟諳軍事和國際形勢的年輕皇帝也熱血沸騰了,命令清流黨領袖翁同龢、李鴻藻會同軍機大臣、總署大臣詳議朝鮮事宜,並下定決心主戰。

清流黨人們對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完全懵懂無知,對外策略上全憑想像和一腔憤懣,只知道對李鴻章力求妥協表示極其不滿,對其多方攻擊。清流黨人不滿李鴻章,就要高聲主戰,其實卻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作戰;這就只能紙上談兵地提出一些「策略」──徵集全國拖網漁船,堵塞日本長崎港口,以便困死日本海軍──這與鴉片戰爭時代寄希望於馬桶穢物能降服英國艦隊的顢頇愚昧如出一轍。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清談家們的思想境界竟然沒有絲毫進步。

 

與李鴻章相比,翁同龢沒有留下什麼值得稱道的政績,他的一生,表面是一名狀元「生不逢時」之悲劇,卻可以成為探索中國近代化為何「屢戰屢敗」的樣本。圖為翁同龢(左)與康有為。(網上圖片)
與李鴻章相比,翁同龢沒有留下什麼值得稱道的政績,他的一生,表面是一名狀元「生不逢時」之悲劇,卻可以成為探索中國近代化為何「屢戰屢敗」的樣本。圖為翁同龢(左)與康有為。(網上圖片)

應該說,李鴻章對當事雙方戰鬥力的估計是比較準確的。當時北洋海軍正處於最虛弱的時期,從1887年開始7年未曾增加新艦,也沒有購買新式火炮,其技術已經逐漸落後,艦隊的訓練也江河日下,加之貪腐盛行,保養低劣,內爭不斷,北洋海軍的真實戰力非常堪憂。李鴻章清楚地知道,以這樣一支外強中乾的海軍力量與新興的日本海軍艦隊爭雄海上,結局殊難逆料,而一旦戰敗,國運的危亡就會隨之而來。遠不如保存一種現實存在,實現戰略上的威懾以震懾日本更為現實可行,而且可以為和談留下一個有力的砝碼。

中日甲午戰爭終於在清談家們的洶洶主戰聲中開戰了,由於喪失了把握戰爭主動權的最佳時機,北洋海軍只能被動挨打,戰爭最後只能以中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憤青誤國,千年不絕。

「憤青」的主要特徵是標榜愛國,思維上容易情緒化、簡單化、非理性化。國際關係紛繁複雜,一旦「憤青」思想佔據主導,乃至成為一國之政策,後果不堪設想,古今皆然。

——節錄自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