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爭世代」為何出現?
2019年11月22日

撰文:高天佑《信報》專欄作家

拆解「抗爭世代」

至於香港「抗爭世代」,需要略作解釋,這裏說的是在眼下風波當中,參與抗爭運動(包括合法、和理非的遊行,或者只是網絡發聲,到所謂「違法達義」,以至於使用暴力)的青年之一種面向。換言之,在今次風波開始之前,他們大多只是喜歡吃喝玩樂或者追求個人理想的普通年輕人,並非一門心思放在「抗爭」;萬一今次風波平息之後,能避免付出沉重代價(如監禁、嚴重受傷、流亡),大多亦將回復普通狀態(儘管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會有改變)。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7月底進行的民調,最年輕受訪者群組(14至29歲)多達91%表明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遠超過全港整體水平(69%反對),只得3%支持(另有5%一半半/唔知/難講)。當然,這91%反對者當中,不一定全都有參與過遊行、網絡發聲或其他抗爭活動,但本港青年絕大部分「反送中」已是不同陣營之間一種共識。這裏要探討的是,這批青年為何在今次風波中有激烈反應,而且無可否認當中一些反應已超出「反修例」或「反警暴」本身,而擴展到「反抗中共」、「反對中國」甚至同情「港獨」?筆者認為,今次這種香港特色「抗爭世代」之形成,背後有四大因素:

一、挑中痛點:筆者自去年10月提出「喜茶論」,指內地建基於經濟基礎,軟實力也漸發展,包括蒲深圳、飲喜茶、追陸星、玩抖音、買淘寶等潮流文化逐漸吸引本港95後、00後世代,將讓他們慢慢產生認同感,形成「天然統」趨勢。

經過反送中風波後,很多事情翻天覆地,但筆者仍維持「喜茶論」觀點。只不過人心中有不同的部分,並非鐵板一塊,本港新世代對內地有漸受吸引的地方,亦有仍不認同、抱持疑懼的地方,而法治可謂核心中核心,偏偏今次修例正是挑中此一痛點,霎時令他們對內地之不認同迅速擴大,徹底蓋過認同之處。

二、愛國壓力:如同內地青年感受到中國以往被看輕、歧視,產生反彈心態而成為「小粉紅」,本港青年同樣有這種「受壓→反彈」情緒,特別是中央政府近年強調「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似乎正在各方面「染紅香港」,又透過強推國民教育、國歌法、國旗法等舉措,四方八面、鋪天蓋地構成「強迫青年愛國」形勢,難免令很多反叛期青少年「偏偏不從」,「你愈迫我愛,我愈不愛」。

事實上,「受壓→反彈」形成很多矛盾的深層因素。例如抗爭者四處建立連儂牆、每晚嗌口號、在商場唱歌,筆者也覺得做法有不妥,儘管他們可能主要為了抒發,未必刻意針對其他人,卻難免對一些中立人士、無意見人士、居港內地人以至藍營人士構成有形無形壓力,並積累其反彈力度,隨時爆發,加劇社會矛盾。特別是從社運角度看,如此全方位包抄施壓,未必有助爭取更多非己陣營、生力軍支持,倒不如像藝術「留白」留下一點空間,例如限制連儂牆範圍,並預留位置供不同意見者表態;縮短每日嗌口號和唱歌時間,減少影響非抗爭者情緒。愈受壓愈反彈,有空間才有真愛;社運或管治,道理相通。

三、普世價值:無可否認,香港作為資訊流通的國際都會,本港青年認同西方「普世價值」多於所謂「中國道路」,特別是中國硬實力真正崛起也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大概自2008年起),此前一直由「華盛頓共識」在國際上盡領風騷。甚至乎,現在連北京當局也尚未能講清楚「中國故事」,未能具體解釋「中國價值」異於西方價值之處,試問又怎能說服、吸引成長於西方價值環境的香港青年真心認同呢?要對比中港兩地青少年「愛國情懷」,這是一個重要分別。

理想與現實有巨大矛盾

當香港青年針對法治的痛點被「送中條例」挑動,兼且「200萬人和平遊行也無效」,更加深感處於「被全面管治」之壓迫環境,並覺得向來信奉、追求的普世價值觀(如言論自由、程序公義、司法獨立、公僕問責)正在崩解,難免會悲憤甚至絕望,觸發連鎖反應,猶如構成悲劇之完美風暴,讓部分人不惜捨命抗爭,抱持寧為玉碎endgame心態。特別是正如一些論者指出,正因青少年心態純真,他們對心中理想之嚮往更為純粹,亦更不能理解或接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旦兩者存在巨大矛盾,其幻滅感也會更加強烈。

事實上,如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強調「中國人民願同各國人民一道,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筆者認為所有良好價值皆屬普世價值,中國價值和西方價值之相通也肯定遠超相異,當局目前堅拒「普世價值」講法,只為表明「不照抄西方一套」而已。

四、後物質世代:中港同代青年還有一個重大差異,源於兩地發展階段有別,所以投放目光的焦點不一樣。簡單來說,內地青年目前較重視穩定、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相對較不重視個人自由、公義等形而上價值。相反,本港90後青年誕生、成長於香港物質生活非常發達優裕的時期,特別是今次抗爭很多前線積極分子屬中產子弟,從負面角度形容他們部分人「不識民間疾苦」並不為過,當然從正面角度也可說他們追求崇高理想。

——節錄自十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