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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新聞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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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龍耳社」李鸝 ── 為聾人利益打拼

「你投胎未?快些投胎吧!」李鸝信佛。「希望她快點重新開始,有新的人生,有好的經驗。」李鸝口中的她是李菁。曾經,她以為自己是一條龍,來到世界接受割耳手術。可是,她一直找不到龍耳。「她的夢想也是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她很勤力,只是反映出她須要透過滿足所謂主流價值的要求,告訴別人,雖然我聾,但我都得。那篇《龍耳》就是這個意思。」

李菁,李鸝妹妹,終究在2008年3月1日從九龍愛民村衛民樓一躍而下,時二十六歲。2009年3月1日,姐姐李鸝創立「龍耳社」,服務聽障人士。

「香港都有簽殘疾人士權利公約,但很多都無履行,真是很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到自己曾經承諾過、簽過的公約。聯合國定期來港聽滙報,但香港一直都不合格。政府說得很漂亮,但都是表面。例如聘請殘疾人士可以衰到說有請,但是怎樣計算呢?可以一個月合約都夠膽死計!短到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個月計,一年十二個月你不就請了十二個人嗎?這樣造數都得?甚至連警察受傷兩個月也計殘疾人士!問他怎樣證明?就說他自己claim是就是。」

「融合教育理念很高尚,但資源的確不夠。融合教育將八大類別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小朋友全部拋到主流學校,但無足夠支援給老師,老師真是死給你看!學校不夠支援又要教改,老師的行政工作已很繁重,再收SEN,老師即使很有心,但又有無能力呢?他們是不是懂得八個類別的小朋友的需要呢?現在每間學校收一個SEN小朋友就會投放一萬元,收廿個就放廿萬,但無監管過錢往何處,最終可能用於拔尖學生身上。拔尖生可提高學校知名度等等啊!也不需要交報告!」

「中文大學手語研究學院的手語雙語共融計劃做得很好,在小學已經做了六年,那班小學生已經上中學!一班有幾個聾童,其他都是健聽。上堂時,一個聾的老師用手語,一個健聽老師用口語,學生可以選擇,健聽同學看得多也懂得手語,可以做手語翻譯。課堂上,小朋友關係融洽,可以互相溝通。主流不是這樣,會問為什麼你發音不正?但這些小朋友不會這樣問,他們從小一起長大,一起學手語,成績也非常好,而計劃已經上中學,土瓜灣一間中學已經進行。」

「不過,縱使屢有成果,但教育局仍然不會開聲說句我們資助吧!依然是中文大學自己撲水!真是很令人痛心。你教育局不做少少事情,到民間自發做得好、有成績,你依然無反應,都唔知想點!」李鸝說着有點悔氣。

「從我們的角度,你浪費了一個人,這是他的人生。從財政角度,政府放那麼多錢讓他們細細個讀書,十二年免費教育,有些有本事完成大學,然後出來找不到工作,拿綜援。他們其實不停消耗社會資源,但只要你放少少錢扶助他們重投社會,他們是有生產力的人,可以回饋社會,可以不拿綜援。根本就是一件一舉數得的事,我不明白為什麼政府無做。個個局有其政策,讀書就教育局,未入學就醫管局,出社會就勞福局,綜援就社會福利署,個個都與我無關,很多斷層。」

錯了一百年

「1880年,聯合國召開了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大會。」健聽代表當時通過了一項提案。「就是宣布所有聾人都要學口語,他們要融入主流文化。於是,百多年來人們就不斷逼聾人學口語,整個世界潮流都是這樣走!」2010年國際聾人教育大會進行至第二十一屆。「然後,全部人在這次國際會議上鞠躬道歉,他們錯了!」錯了,但覆水能收嗎?

「聾人應該要有回他們語言的權力,他們應該用適合他們自己的語言制度,那就是手語。正如你叫盲人看吧!無辦法,你要融入主流就一定要看,你學吧!」李鸝說着,語帶諷刺。「怎樣學啊?無就無!於是,全世界的潮流又反轉了!現在又再重回手語。」

「當然,懂得口語,主流人士感覺易些跟你溝通。如果只用手語,主流人士會害怕,不知怎辦。然而,我想進入主流社會並非最大關鍵,最大關鍵是他們的自我價值。他們的自我價值會影響了他們的心態。自我價值不是說能用口語說話就解決了。反而,我看到有聾人用手語溝通,但他們會很自豪自己是聾人。我聾就聾吧!我不就用手語,我們聾人有自己的文化。」

「融入社會是很複雜及很深層次的問題。我當然可以很表面地答你,他們懂得說話就容易些,但不是這樣,反為自己怎樣看自己才是最重要。我們普通人也一樣,我們有無自信,行出來信不信自己做得到,都會很影響我們的表現,也會影響他人怎樣看我們。」

狀元

「李菁一直都不懂手語,她是用口語的聽障人士,她能夠溝通,但出來社會還是處處碰壁。歸根究底,她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價值。健聽不當她是健聽,聾人不當她是聾人,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在社會找不到定位就會有一種很自悲的心態,於是不斷滿足其他人的期望,追求所謂成功的index。但滿足後都不代表她真是成功,她連找一份工也找不到。」

1999年,李菁於中學會考獲2A3B,曾獲譽為「聾人狀元」,打破歷屆聽障考生最高紀錄。隨後,到美國高中學校交流,回港後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破格取錄。畢業後,李菁寄出逾二百封求職信,都沒有回音。後來,爸爸主動找傳媒幫忙,終獲痙攣協會聘任文員。

「有人報道,有人知道,有人認識,就可能有老闆知道後支持。但很多是中中挺挺、普普通通,他們不是特別標青,但又不是差,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難才讀完大學,已經好不容易,他們又怎麼辦呢?當社會讚賞很多殘疾狀元時,有無想過一片掌聲後又如何?」

「李菁有篇文章寫得很好。很多人跟她說,雖然你是聾,但你捉棋好叻啊!雖然你是聾,但你畫畫好叻啊!雖然你是聾,但你讀書很叻啊!其實這句話背後什麼意思呢?首先界定了她是聾,就不應該叻。跟『雖然你讀書好叻,但你是聾』其實無分別,潛在意思就如『雖然你畫畫好叻,但你是聾。』講的人不知道,但其實潛意識表達了這個意思。為什麼先假定她不可以叻?她叻時就很驚訝。很多時,主流社會就是這種看法。」

「不只聽障,有班讀寫障礙可能寫不到那隻字,但人際關係可以很好。在從前的年代可能是村長,村長可以不用識字,但他跟村民關係很好,可以幫村民解決問題,那就可以了!但現在的年代不是這樣。假設他是聽障,讀完大學,出來做份很穩定的工,但這個社會不會視他為成功。這是很單一的標準,很單一的價值評價一個人,其實真是幾奇怪!」

就業配對

「社會問題不是我們一下子可以改變到。老闆可能都有自己的壓力和顧慮,如果請了聽障人士後真是不合適要炒他又可能很麻煩。如果他要炒一個健全員工顧慮就沒那麼多。老闆也有自己的concern,尤其香港絕大多數可能都是中小企,在一個競爭如斯劇烈的環境,中小企老闆其實壓力也不小。是不是一時三刻改變到呢?很難講,殘疾人士本身當然也要爭氣,但爭氣之餘,社會接納是ideal picture,是不是真正做到呢?我相信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了!但也要有人做。」

2011年至12年,龍耳成功協助近四十名聽障人士求職。「坦白說,工種比較局限。現在多數餐飲業、美容業,有少量designer job,文職相對少。可能也因應行業環境,餐飲業本身難請人,加上最低工資,所以較樂意嘗試請不同朋友工作。聽障人士專注力很好,他們一個感官差,但其他感官相對地強,視覺、味覺、嗅覺會很好,可以彌補不足,所以美容、烹飪、畫畫、攝影比較多用眼,都很okay!從事藝術都不錯。他們其實都可以發揮長處。」

「我們嘗試認識不同老闆,看看他們會否考慮起用聽障人士,也有老闆看完報道後主動聯絡我們,但比例較少。同事也很好,嘗試cold call勞工處尋求適合聽障人士工作的公司問,甚或直接致電該公司。我們找回來的工作全都沒有因為聽障關係而壓低薪金,甚至高過最低工資。」

「當我們幫會員搵到工,我們會提供幾個月的就業支援服務,僱主一毫子也不用給。我們現在也train一班義工,由開始時陪那位聽障人士找工作,其後繼續跟進他的case。可能是跟他傾偈、跟他的同事傾偈、跟他的老闆傾偈,看看他有什麼需要。因為老闆可能也未請過聽障人士,起初可能會有些擔心該如何跟他溝通啊?如果有問題我又該怎麼辦啊?為了解除老闆以上種種顧慮,我們就會定期來跟那位聽障人士傾計,有什麼事就先想方法解決,僱主也有粒定心丸。」

你不用可憐聾人!

「類似一個說法文的人來香港找工作,最主要都是溝通問題。講融入社會,第一就是溝通,第二就是社會對他們的偏見。很多時,當聽障人士見工,老闆見他們聽不到就會叫他們走,然後話份工不適合你了!但可能只是份data entry或很普通的OA工作。老闆就會覺得你聽不到電話是很大問題,但其實聽不到電話不就可以用Skype、email或其他方法溝通!」

「我們看到一些聽障人士,如果公司肯接受他們都是用這些方法溝通,無問題!只是有老闆會認為如果我用同一價錢請一個人,我當然請有multi-task能力的人,做多幾件事就最好,尤其香港老闆,最好你有三頭六臂。然而,起用一班聽障人士或殘疾人士,其實他們會更加珍惜那個機會,流失率也會相對較低。」

「幫助聽障人士不一定用援助的形式,只不過是給予一個公平的機會。思想要改變,不要經常覺得他們聽不到真是很慘、很可憐,其實他們真的不是那麼可憐,他們都很自強不息,他們都很會爭取自己的權益,尤其近幾年,他們都意識到自己有這種權利。

「不要經常看他們不健全的部分,經常focus在他們的聽障,他就一無事處。相反,focus他們的強項。假如請一個廚師,你主要看他廚藝就可以了,用不着理他聽到與否。當然可能有少少配套需要做,例如加閃燈,有意外會閃燈,這是最基本的措施,值不值得投資就留待老闆自己計數吧。但我要針對他們是不是做到這份工,而不是他們聽不聽到。」

退步

「政府多年提倡傷健共融,坦白說比回歸前更差,市民層面反而意識開始好了,但政府真是愈來愈差。今年3月,我們到台灣看看融合教育,真是很羞家!十年前是台灣來香港取經,現在呢?很多香港人到台灣取經,台灣有《融合教育法》,立了法,有五十多條規定,若你不滿足法例可以被告。我們參觀學校,看到學校支援做得好好。反觀香港,我們什麼都無,還差過大陸、澳門、台灣。」

「整體而言,台灣會有IEP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即每個殘疾人士會有自己的file,多年來也有主任跟進。小朋友轉校會transfer到另一所學校,所以記錄是跟人走、資源也是跟人走。他們會因應每個人的獨特需要制訂適合他們學習的課程,甚至考試會有優惠。假設他是讀寫障礙,可以考多一個鐘,只要主任幫他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提供相應支援。」

「師資方面,他們的教育學院叫師範大學,他們會專門讀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課程,而這班讀完SEN課程的老師出來會找到工作的,因為每間學校指定要請特定數目的SEN老師,而這班SEN老師就專門照顧SEN學生,老師跟學生的比例就介乎一比六、七左右,可以很focus。」香港呢?「當然無啦!」李鸝說來激動。

「我們看到台灣的老師就是可以很從容地給予很多心機。這真是需要很多心機和精神,你不可以叫一個已經做到癲的人,然後再榨些精力出來。現在香港的老師只做行政工作及照顧怪獸家長都已經癲了!」

「前陣子,我才知道程介南的兒子也是聽障。他中三已經出國,讀完碩士,現在於加拿大工作,如果他在香港,我相信會困難很多,因為香港的情況及環境完全不同,外國環境開放很多,我們第一屆主席也是從加拿大回流。她八級鋼琴,但是嚴重聽障。她讀書很好,也完成master,在中文大學手語研究學院工作。她整個人就是自信、樂觀、很cheerful,正正因為在加拿大的環境長大。」

「簡單如手語翻譯,現在看北歐的電視台,遇有重大事件,手語翻譯是這麼大的!」李鸝比劃大約屏幕一半的手勢。「而那個總統只有那麼大。」一小格的手勢。「香港呢?」倒轉?「係無啊!我們已爭取很多年,現在立法會有手語翻譯,手語翻譯就只有那麼大。」她有點洩氣劃出一個小格子。「還要看那隻手,怎樣看呢?看到眼也矇了!」

聽不到的世界

很多時,聽障人士都會戴助聽器。「簡單而言,助聽器就是將所有聲音放大,然後很集中地放入耳仔。所有聲音放大,包括噪音,所以他們需要很集中精神聽究竟哪些才是他們要聽的聲音。因此,戴助聽器其實很累、很頭痛,特別在嘈雜的環境,例如酒樓等地方,他們會很辛苦。」

「有次陪班聽障人士到酒樓,食食下他們突然除了耳機,我問他發生什麼事?身體不適啊?他就告訴我,後面有架餐車在撿拾湯匙,聲音很刺耳。助聽器將撞擊聲放大,然後入耳,他們很辛苦,而我們只會聽到很多種聲音,而湯匙只是其中一種少少聲音,但對聽障人士,某種頻率會接收得較清晰,助聽器就會將頻率放得更大,聽起來會很辛苦。因此,戴助聽器並不像近視戴眼鏡,不是那麼簡單。」

「戴助聽器會很焗,耳仔有時會發炎,尤其夏天出汗。小朋友特別在小息時跑來跑去,跑到一身汗,然後又浸着耳機,耳機就很容易壞。有時小朋友或不喜歡,或被同學仔笑,就將部機放入衫袋,然後返屋企洗衫,就連助聽器也投進洗衣機!家長就慘,賣過部也不便宜,平則幾千,貴則幾萬。」

「其實,跟聽障人士相處最主要細心及有耐性,加上表情。他們很着重視覺,尤其手語,他們是動作配合表情。如果你皺着口臉講笑話,他們可能以為你在鬧他們了!表情很重要。耐性也很重要,他們需要的時間要多少少,千萬不要給他們有種感覺『講極你都唔明』,他們就會覺得『你又嫌棄我啦!』我想很多殘疾人士可能怕自己麻煩到人,大多數都會比較敏感。」

「我們可以做的事其實還有很多。個人層面,健全小朋友的家長已經可以教自己的小朋友什麼叫平等?什麼叫尊重別人?這樣的教育最起碼已令他們不會嘲笑同學。更進一步可以提供協助、給予關懷,跟聽障孩子一起成長。這個小朋友的成長有人幫助、有人關心、有人認識、有人陪伴,那種自信及對人的信任完全是兩回事,出來社會後分別會很大。」

雙重標準

「2008年,政府統計指懂手語的聾人有九千幾,而弱聽、用口語溝通的聾人有九萬幾,但其實不太準確。而正式全職的手語翻譯在老人福利促進會,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大概十人,很難預約。用最保守政府說的九千幾個的數字估計,你有十個翻譯,你怎樣預約啊?一對九百幾啊!」李鸝不屑地淺笑了一聲。

「坊間統計,聽障人士加加埋埋有四、五十萬。很多即使有聽覺障礎也未必拿殘疾人士證,也未必配耳機。例如很多老人家是退化。剛剛出世的小朋友,父母覺得有得醫、有得醫,也就不做任何事,便沒有計入人口內。職業性失聰也很多,不然政府也不用賣廣告!諸如此類,所以遺漏很多。」

「更有情況是上門做調查時拍門,你拍門,這家人無人應門,他們就走。這家人是聾的啊!當然無人應門啦!」李鸝有點動氣,也不知好笑定好嬲。「於是,他們打電話。但可能那個聾人家庭根本連電話也無裝。就是因為種種奇怪的原因,政府的聾人統計數字偏低。」

「這些數字擺出來給聯合國,整件事好羞家!因此,期望香港政府請不要再做這些小學雞的事。倒不如大大方方,有什麼措施你可以做到?成套可以怎樣做?大家平心靜氣討論一個全面的計劃,現在的政策都是零碎」

政府,你到底做什麼啊?

專為聾人而設的特殊教育由從前三間,殺剩一間啟聾學校。「也不教手語,完全聽不到也被迫用僅餘聽力或讀唇聽老師講課。同學仔根本只吸收到三成。家人有能力就放學再補習,單對單全部再重新教一次。嘥時間!小朋友根本無心機學,挫敗感很大。」啟聾學校2012年起,推行為期三年的手語輔助教學計劃。

「最慘是班小朋友到主流學校後,其他所謂健全的小朋友可能不理解,戴個眼鏡、箍牙都會笑,發音不正、戴助聽器一定被笑。在一個被恥笑的環境長大,很多時見他們較自閉,不敢在很多人前說話,覺得自己發音不正。」

「今年,我們在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會議也跟教育局代表、醫管局代表說過,你資助家長助聽器,可以不指定特定牌子及型號,現時限制了選擇,為什麼不以subsidize呢?直接給錢作資助,假設subsidize一萬,要配三萬就自己貼兩萬。小朋友既可用到適合自己的耳機,政府資源又不至浪費。但政府就是用投標,可能好讓她藉此價低者得吧!但這個形式並不符合用家需要。」

共業

每當李鸝獨處時,特別想念妹妹。「她的思想很深,而且很聰明,IQ很高,而我就蠢些,有時我也不太明她。她十幾歲寫的文章,我到現在三十多歲才明白。她屬於主流,在主流中長大,沒有聾人文化的一個弱聽人士。讀書年代,她很勤力,有問題的反而是我。」原本對聽障人士的認識多嗎?「零。成立了『龍耳』後才了解多了。」

「當時也有忽略,但我從來不會用後悔的思維處世。這已是既定事實,家人知識不足,不單對聽障,對抑鬱症都理解不足,但已是既定事實,追悔已經無意思,反而好好想將來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尤其面對生命如斯脆弱短暫時,與其用時間追悔,不如做實際的事。」

「整個社會氣氛變得很慢。單一的標準,多元的人格。社會標準很單一,你搵到錢,有車有樓,你就是成功人士了!很大部分人都是這種想法,搵到錢就等於有成就,但是不是真是搵到錢就是成就呢?可能我只是一個掃街的人,但我養到自己啊!我又無做任何違心的事,我也有一個美滿家庭,我可不可以說得上有成就?你不可以只用錢衡量所有。

「但單一的標準卻放在社會上很多不同人身上。他們有不同能力和性格,有不同需要。如果所有人都走做banker,誰掃街?誰教書?誰做記者?無了!你的社會架構不就很奇怪嗎?」

「曾經看過一套戲很有趣,內容說外星人要侵襲地球,不用出任何武器、戰隊,只需要搞亂地球人、分化你們,然後你們就會自己打自己,地球就會毀滅,外星人就可以搬入來。香港現在有少少這種情況。佛教叫共業,這個時刻真是很需要香港人自己要團結,不要那麼容易被分化。不過,單從殘疾人士方面,我真是希望香港有一日可以立殘疾人士法,保障殘疾人士及SEN小朋友平等的教育、就業權利。」

(編按:此訪問是於2013年8月進行) 

(部份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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