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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0日 鄭永年

亞洲政黨政治轉型為街頭政治的原因

近年來,街頭政治成為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最常見的政治現象。泰國的街頭政治運動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多年沒有減弱的跡象。緬甸這些年的街頭運動也不少。柬埔寨、孟加拉那樣的窮國,從前沒有街頭政治的傳統,但現在也出現了。

當然,街頭運動並不僅限於這些仍然比較貧窮的社會,一些富裕社會多年來也同樣出現街頭運動,例如台灣、香港。有人稱亞洲的街頭運動為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但街頭運動不僅發生在那些還沒有民主化或者正在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也發生在早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如菲律賓。


不管一個社會處於怎樣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都出現了街頭政治運動。為什麼?儘管每一個街頭政治運動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所有街頭政治運動都具有兩個相關的共同特點,第一,主要反對黨是這些街頭政治運動的組織者;第二,街頭政治運動的唯一目標是要求執政黨下台。

這和西方的政黨政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方,政黨政治就是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在早期是為了消弭暴力政治,現在則是街頭政治。當然,西方也有街頭政治,但主要政黨組織街頭政治的情況實在很少見。

為什麼亞洲政黨政治會演變成街頭政治?很多人會說,這是因為亞洲很多社會還沒有民主化或民主政治不成熟。因此,等到民主化成熟之後,街頭政治就會消失。但人們可以質疑,街頭政治的頻繁,是不是因為民主政治不成熟的緣故呢?

在一些民主化剛開始的地方,或許街頭政治可以和民主的不成熟聯繫起來;不過,亞洲的一些社會在二戰之後就民主化了,到現在街頭政治仍然是主導性政治活動,這恐怕不再是民主不成熟的問題,而是有其他更為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原因。這可以通過和西方民主的歷程做些比較來理解。

西方的民主如何發展過來?簡單地說,是經歷了從精英民主到大眾民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發展出了諸多制度安排來控制街頭政治。街頭政治是社會利益衝突的產物。西方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也面臨長期暴力的工人階級運動。要控制街頭政治就是要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從體制內解決利益衝突。這個過程也就是從街頭政治轉型成為政黨政治。如果說互相衝突的社會利益的活動舞台是街頭,各個主要政黨的活動舞台就是議會。

代議制度的設計,就是普通人通過授權其代表,在議會(體制內)來實現其利益。其中,西方通行的上議院的制度設計更是如此。上議院往往代表的是傳統貴族的利益,而下議院則代表普通社會的利益(以人口為基礎)。此外,西方也發展出了協商和協調各種互相衝突的社會利益的機構,最典型的就是稱之為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由政府來協調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糾紛,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

西方的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是在精英民主階段設立的。這些制度設計意在通過協調不同政治精英(例如傳統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不同階級利益(例如富人和窮人、城市居民和農民)來達成政治穩定。政治穩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轉而促成中產階級的成長。等到中產階級壯大,西方才開始實行大眾民主。在大眾民主之後,西方基本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由主要政黨組織的街頭政治運動。當代西方也有街頭政治,但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往往聚焦於一些具體的議題,例如反戰、環保主義、女權、同性婚姻等等。不過,這些社會運動並非是由主要政黨來組織的,其目標也並非要推翻現存政府。

亞洲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亞洲缺乏民主文化精神

首先,亞洲沒有民主實踐傳統,更沒有民主精神。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發生在歐洲,從歐洲再向其他地區傳播擴散,先是西方文化地帶,再是其他文化地帶。當民主擴散到非西方文化時,民主作為制度的運作就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哈佛教授亨廷頓生前就強調過,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產品。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討論法的時候,首先就把法作為一種文化,即法的精神。其實,民主也一樣,它既是一種實踐,更是一種文化和精神。亞洲國家沒有民主實踐的傳統,更沒有民主的文化。在西方,民主文化的核心就在於精英之間的鬥爭和妥協。但在亞洲,民主表現為只有鬥爭而沒有妥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現象,也普遍見於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

其次,亞洲的精英民主時間不夠長,在精英之間往往既沒有形成遊戲規則,對各種事務也沒有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精英之間如果發生矛盾,不能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的話,各方都會走出議會而訴諸於社會。一旦超越議會這個制度形式,政黨政治很容易演變成為街頭政治。

再次,亞洲國家和地區從一開始就一步到位實現了大眾民主。一步到位既是後發展民主的優勢,也是其劣勢。說是其是優勢,亞洲國家和地區民主化的過程要遠遠短於歐美國家。歐美國家的民主是長期歷史的產物,不僅和各類精英之間政治鬥爭相關,更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準有關。在早期,西方的選舉權僅限於精英,選舉權只是在一戰、二戰之後才逐步擴展到普通男性公民、婦女和少數族群等。

但亞洲在民主化的時候,已經沒有西方漸進主義的條件,選舉權一下子就普及到所有合格選民。更為重要的是,民主是外來的產物,是政治精英間純粹政治鬥爭的產物。在西方之外,民主往往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反殖民地的產物。這些國家的精英大多是由歐美培養,接受了歐美的思想,他們回國之後,往往成為反殖民地的主力。在反殖民地運動結束,獲得國家獨立之後,往往試圖學習西方,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過,這些國家和地區往往只有西方的制度形式,沒有制度實質,民主制度根本運作不起來。

民主一步到位的弊端

西方的民主路徑是「先富而後民主」的漸進過程,亞洲很多國家往往是普選權一步到位的「窮而民主」的激進過程,在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仍然很低的情況就實現了民主。隨著民主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就民主本身來說,這應當是一件好事。但問題在於低水準的社會經濟發展,滿足不了普通人民高漲的權利。從經驗看,民主政治不僅沒有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很多時候往往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諸多嚴重的制約。這些國家因此面臨一個困境,即人民權利意識高漲,但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實在沒有辦法幫助人民實現權利。並且,民主權利高漲的社會群體,很容易被少數政治精英動員起來,容易走向暴力。

這樣,人們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為什麼亞洲的政治人物往往脫離政黨政治、走出議會,走向街頭政治?這裡既有精英條件,即缺失民主意識、妥協精神,也有社會條件,即存在著一大批民主意識高漲的社會群體,試圖通過街頭運動來獲取他們認為應當屬於他們的利益。當精英和大眾都相信通過街頭運動,可以獲取議會政治所不能得到的東西的時候,街頭運動就具備了巨大的動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制度設計就成為關鍵。一些制度設計是可以解決這個困局的,包括前面所列舉的西方一些制度設計,如上議院和法團主義等等。很可惜的是,這些制度設計在亞洲國家往往變得不可能。(當然,在大多數後發展國家都是如此。)為什麼?在先發展國家,往往是先國家制度建設,後民主化。西方近代國家制度建設,大都是在精英民主時期就完成了,很多國家制度,甚至在精英民主之前的貴族專制時期就已經完成。西方的民主化是國家制度的民主化,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制度基礎之上的,是制度的延伸。儘管從理論上說,國家制度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但從經驗層面看,大多基本國家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在民主化之後就沒有機會了。

在亞洲,很多國家在還沒有建立起(近)現代基本國家制度之前,就實現了民主化。當人們說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時候,應當意識到,民主制度只是眾多國家制度中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國家制度。更為重要的是,沒有其他國家制度做配合,民主制度即使有了,也不會發生作用,不能運作起來。亞洲就面臨這種局面。國家制度建設可以說是百廢待興,但唯獨民主運動高漲。方方面面的國家制度建設需要大量的權威,但民主則是消解權威的機制。在民主化到來之後,要進行有效的國家制度建設變得極其困難。人們不難見到,在亞洲,並不存在有效的制度和機制來調解精英之間、精英和社會群體之間、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和矛盾。

回到文化面,即使同樣是政黨政治,亞洲和西方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在西方,意識形態是政黨的基礎,無論是黨員還是普通公民,人們對於政黨的認同的前提,就是對政黨所持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再者,因為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不同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化並不嚴重。有了對意識形態的認同,社會不太容易分裂,因為各政黨之間聚焦的是不同的政策。但這種情況,在亞洲很多社會都不存在。如果說西方是人跟著意識形態,在亞洲則是意識形態跟著人。

在亞洲,往往是人成為政黨的基礎。一方面,政黨制度比較脆弱,另一方面,個別政治人物更能發揮作用,動員社會力量。在亞洲的很多社會,那些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隨時都可以脫離其所屬的政黨,另起爐灶,成立自己的政黨。有了政黨,再找一些所謂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標誌。因為人比意識形態重要,因此政黨的分化就變得很容易。脆弱的政黨制度加上社會的對立,容易使得議會政治名不符其實,最終演變成為街頭政治。

今天的亞洲,無論富裕還是貧窮,大多數社會人民的權利意識已經高漲,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問題已經不再是需要不需要民主化,而在於如何在民主化的同時,建設各方面的國家制度、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各個社會如何建設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政治。如果沒有國家制度建設,沒有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多國家必然會長期陷入低度民主陷阱。如何跳出這個陷阱,這會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成為亞洲社會的最大政治挑戰。

原文來自︰The Glocal

The Glocal 是全球華文社區的國際新聞綜合評論網站,由Roundtable 的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管理,受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支持。作為《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的延伸發展,the Glocal 以網上雜誌形式,由香港、澳門、台灣、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等不同地域的評論員,專門探討國際政治、外交、文化生活等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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