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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7日 龍子維

警察國家時代退守鄉村的戰略意義

香港整個城市的管治已經進入「警察國家」的時代,一整個夏天我們所失去的,包括組織集會的自由、選擇衣裳顏色的自由、在假期逛商場和出入港鐵站的自由,以至是晚上落街食叉燒飯和買生理鹽水戴口罩的自由,只要警察,或是疑似警察而沒有身份識別只有一身配備的武裝人員懷疑你、或者單純是不爽你的存在,便可以肆意盤問你、恐嚇你、打你、剝奪你身體的尊嚴拘捕你,甚至可以開槍直射學生的胸膛……

每日在熒光幕上的滿口謊言,對照於日常警察無孔不入、武力鎮壓的荒謬,固然有很多人奮起反抗,但可能更多是如筆者般的無能之輩,假裝可以仍然如常生活,明知是謊言仍然甘之如飴。哈維爾筆下的賣菜大叔在店舖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標語的場景,遂每日都在香港即場放映。

就在我們全力以赴走在運動前沿的時候,世界的運作並沒有因而停轉。土地共享計劃陰霾不散,林鄭月娥9月25日在《紐約時報》的文章,明確地向世界闡述她的「治港藍圖」,她處理經濟逆周期的手法,就是繼續投放數以百億計的錢在各樣的基建項目之上;9月30日《信報》持續智庫的文章,繼續鼓吹以「兌換證」令囤積的農地可以發展私人物業,難怪即使建制政黨也會吹風倡議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這種轉換農地產為房地產的魔法,的確可以令某些人對特區政府「充滿期盼」!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是重城而輕鄉,即使是區議會選舉一眾素人挑戰白區,敢走入鄉郊的還是寥寥無幾。一般人對鄉村的印象,都是落後、無知、固執、愚昧乃至是利益瓜分共同體的代名詞,打丁權的講法之所以獲得很多來自城市人的支持,與這種普遍印象觀感不無關係。但如果大家都在講自治、在討論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獨特性時,除了經常念茲在茲的法治和自由以外,鄉村其實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兵家必爭的板塊;我甚至可以斷言,沒有鄉村為基礎的抗爭,就難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本土抗爭。

如果我們把視野擴闊一點,自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發生的經濟危機,農村都擔當一個至關重要的緩衝角色,吸收大量來自城市因經濟危機而失業的勞動人口。溫鐵軍教授的《八次危機》,便描述了1949-50年、1958-60年、1974-76年、1979-80年、1989-90年、1993-94年、1997年及2008年八次危機之中,農村所擔當的「經濟危機載體」、「人口池及勞動力池」的重要角色。

無獨有偶,八次經濟危機幾乎都源自於政治危機,中國無止境的城市化而忽略農村經濟,實際上是一條只能向前走而不能後退的不歸路。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溫教授的實證研究,就是沒有農村,就沒有今日的中國「盛世」。

香港面對經濟危機的緩衝是什麼?政府有一樣判斷是對的:作為一個對外開放而又面積細小的經濟體,最「安全」地可以把城市人變成經濟動物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經濟發展主導權融入大灣區,並消滅所有可以進行自我社區組織或自主經濟的社群,例如是鄉村經濟或小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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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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