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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縱橫 | 2019-08-19 10:00

黃裕舜: 香港的最大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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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香港的政局已經到達一觸即發的地步,徘徊在制度崩潰與民眾玉石俱焚的邊緣。每周末的民眾衝突、警民衝突所演變成的大型流血事件,讓香港蒙上了一道難以抹去的陰影。暴力升溫下,社會趨向兩極化。

是次政治風暴發酵至今,力挽狂瀾所需要的政治勇氣及能力門檻愈來愈高。如果政府及示威者要在這段時間引進一段冷靜期,理論上對局勢降溫絕對有利,但要滿足雙方議定的預設訴求,難度並不低。在探討這個有潛力的解決方案前,我們必須釐清幾點重要的論點。

一、「割席」的迷思:論社運升級的邏輯

政府及部分建制派人士眼中對示威者的定型大約有兩點:第一、他們要不是受到外國勢力所支配,就是受部分別有用心的輿論領袖所「煽動」;第二、只要政府堅守「焦土政策」,最終就能如2014年雨傘運動一樣消耗示威者的政治資本及民意支持,最終「撥亂反正」。姑勿論示威者立場的對錯,這種自欺欺人的管治思維缺乏對示威者心理的根本掌握。了解示威者並不代表「認同」示威者,前者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欠缺而後者才是一種價值審判。可是政府卻把兩者進行根本性混淆,導致其「離地」式的形象及言論。

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當中,有一學說強調社運的軌跡,某程度上取決於民眾所構建出的一個共同想像體(imagined community)裏的「共同價值」及「共同概念」。每一周的警民衝突印證着社運圈子裏「暴政」及「警察濫用武力」等論述,這樣的焦土措施不但不會消耗最激進人士的「意志」,更是加強了本來溫和或和理非人士的同情心,令他們對社運的成功更加有個人「歸屬感」。

再加上2014年雨傘運動的「和理非割席」被視為導致運動最終慘淡收場的罪魁禍首,而社運人士對他們眼中政權傲慢而毫無同情心的回應,種種原因導致連和理非的泛民議員及反《逃犯條例》人士也對示威者的暴力表示默許,以公開示意(signal)他們仍然欲留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所構建出來的同溫層內。政府膚淺呼籲和理非與暴力人士割席,根本就是與他們的心理脫節。要解決暴力,必須因着社運人士心理「解鈴」。與此同時,抗爭日趨激烈,最終只會導致社會兩敗俱傷,令港人及示威者都付出萬劫不復的代價。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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